她在尼科西亚和金庸(Louis-ChaState of Qatar先生的世纪对话

“他笔下的康熙、雍正、乾隆,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帝王,只是他心中的政治理想,是他的一份家国情怀。”

二月河先生辞世,突然想起多年前采访过他两次。一次是2005年,他在深圳和金庸先生的世纪对话;另一次是2007年,我们策划了一组“80后文学新生代”专题,找不同代际的作家来谈,他作为“40后”作家受访。

一直觉得,在这世上,“宿命”二字可能确有其事。二月河先生离开我们是在12月15日,就在13年前的这一天,他来到深圳,刚下飞机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而第二天,在他和金庸先生深圳“论剑”的讲台上,金庸先生把他比作乔峰,一个典型的北方大侠,一个值得做朋友的好人。

版税收入千万,打扮如老农民

还记得初次见到二月河先生,圆头大耳,满脸挂笑,身材高大,留着一个大平头,操一口浓重的南阳方言,颇有几分像弥勒佛,乍一看似乎是个粗人。可一旦和他聊起天来,就能感受到厚重的书卷气,中国古典文化在他身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早就听闻这位先生在生活中不修边幅,穿衣服也没什么讲究,见到本人还是吃了一惊。他踩着一双布鞋,一副风尘仆仆的老农民打扮。握手时我们说凌老师您就穿这个?他很大嗓门地反问:不穿这我穿啥?

其实那几年,是他最火的时候。2006年推出的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二月河以1200万元的版税收入位列第二,超过韩寒,仅次于余秋雨。

但他一直把钱看得很淡,对自身物质要求极低,这些年却拿出几百万元捐助各种弱势群体。采访中,他几次谈到“穷人”,让人印象深刻。

他说书价太高了,一套《二月河文集》便宜的卖300多元,高档的要500多元,让进城务工青年望而却步。因此他对盗版书感情复杂,“盗版对穷人有利。一味追究盗版,不是作家应有的意识。”2008年,他作为人大代表,甚至直接在两会上提出减免出版税,降低书价,让穷人读得起书。不料此举却遭到一大批作家围攻,面对种种非议,二月河选择了沉默。

可能也很少还有人记得,是因为二月河2004年的一份提案,中国农民才得以全部免收农业税。

哀民生之多艰。作为人大代表履职十几年间,二月河关注了作家免税、降低书价、老龄化社会、推广普通话、空气治理、水污染治理等大大小小的议题。

在他身上,有一种超越作家小世界的、特别“大”的东西。采访中他吐露,原本不想搞文学创作,而是想做个“大公仆”。依我看,他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心态,“文”最终是要用来载“道”的。或许因为如此,他创造了一批“改革皇帝”的群像。他笔下的康熙、雍正、乾隆,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帝王,只是他心中的政治理想,是他的一份家国情怀。

“我原本偏爱雍正,刘和平把偏爱变成了溺爱”

和金庸身后获得无数赞誉相比,二月河逝世带来的争议更大。有人说他的“帝王三部曲”没有对君主专制社会提供足够的批判,也有人说他精心刻画执政者和知识者之间的“蜜月”,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诞生的最重要的国家主义作家。

其实,这种种批评未必公平。

2005年在深圳的那次采访中,二月河谈到《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时,只给了59.5分,原因是,“我本来对雍正皇帝就有偏爱这种成分,而刘和平(《雍正王朝》编剧)比我走得还远,他把偏爱变成了溺爱。有了这样一个溺爱,就不公道了。”

应该说,雍正是二月河寄托理想最深的政治人物了。他曾几番表白雍正,因为这位皇帝的勤政几乎冠绝历史。但在那次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他明确谈道:“雍正的专制独裁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突出。此外,这个人比较寡趣,不生动,也比较刻薄。还有曹雪芹的抄家以及文字狱的事,电视剧里都没有表现。就是因为刘和平的溺爱,总把雍正往好里去说。”

什么是真实的历史,二月河真的不知道吗?并不是。印象很深,他当时说,在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选择前者让位于后者;在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之间选择的时候,他以普通读者作为他的上帝。

很多人都忘了,二月河是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他无须对真实的历史负责任。之所以要在小说里放大那些帝王身上的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或许只因这些在他心中,是一个比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更宏大的价值。他必须要把这种价值,传递给他的读者。

那一年他才62岁,谈到人生竟有日薄西山之感

2007年,传媒把目光转向“80后”日渐崛起的新生代作家群,有报社也策划了一组专题,想找不同代际的作家来谈谈。二月河是“40后”,那会儿又影响巨大,他对这些文坛新人怎么看?带着好奇,我拨通了他南阳家中的电话。

时隔仅两年,他的状态却已大不如前。对年轻人,他寄予很大期望。对网络世界,他怀着敬畏心,预言说“网络的力量将来比电视还要大”。让我有些意外的是,那一年他才62岁,谈到人生竟用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这样的词。他说“人生好比是抛物线,当抛物线下落,已不能再做任何向上的努力,任何努力都是徒劳”,听来很是心酸。

必赢亚州手机app,今天看来,他离开这个世界还是太早了,才73岁。而一切似乎早有预兆。二月河是从底层一点一点熬出来的,写作有多苦,今天的人无法想象。记得他说,自己那三部帝王系列,500多万字,“是在十几年之中,昼夜不停写出来的,绝对是一种超量的透支”。每天三睡三起,头发大片大片地掉,不断遭遇退稿,烧掉再重写,就像是精神上的沙漠旅行,疲惫不堪,看不到尽头。自从1999年身体恶化,他几乎写不了什么大部头,“就好比弹簧,已经拉过劲了,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样。”

晚年的二月河,长期被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所困。糖尿病带来的眼疾,让他看东西不太清楚。2005年在深圳,他还雄心壮志地说,想写《乾隆之死》,想写《太平天国》,可仅仅过了两年,这份“不死心”已经成了“力不从心”。

品书像个美食家,最爱“原味原汁”

回想那一次采访,最轻快的时刻,可能还是谈到读书的时候。

二月河相信,人和书讲究缘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至少读了五遍,还是找不到心灵震撼的切入点,“不是这本书不好,也不表示我不会读书,只是我和这本书的缘分还没到。”

讲起自己的读书历程,他饶有兴趣地回忆,曾经历过一段填鸭式读书。“那是‘文革’期间吧,全民都在文化荒漠之中。那个时候我的感觉,仿佛见到所有的文字都是亲切的。我在废旧破烂里觅,在朋友家里搜,在图书馆的角落里捡,地下掉的一张纸片、一本旧台历,上头只要有我没见到的文字,都会使我心目一开。从《匹克威克外传》到《奇门遁甲》,包括道士们画的驱鬼驱狐的符咒——没有老师也无人指导,全都是猪八戒吃人参果那般囫囵吞下去。”

他读起书来绝对是个“杂家”,却也有许多书不对脾胃。比如喜爱《基督山伯爵》,《茶花女》就一般;金庸的书几乎全爱,但《鹿鼎记》至今还在书架上是个摆设。王朔说了金庸很多不恭之词,但他喜爱金庸,也爱王朔。郑渊洁的童话起初也使他着迷,却觉得后期作品硬凑着“说”童话,不那么“娓娓”了,于是就淡了。

二月河品书像个美食家。他喜欢“原味原汁”,像《第三帝国兴亡》,虽然不是小说,但刺激、原味,仍然可以使他通宵达旦读下去。太浪漫的书如《斯巴达克斯》《三个火枪手》,味道很重,他却读不出兴味来,就像他喜爱莱蒙托夫的诗,对普希金就很恬淡。凡此种种,都被他归纳为一句话:“这不是书的问题,只是人和书的缘分的事。”

“太阳该落山了就让它落山,二月河要顺应这个自然”

其实很羡慕二月河的一生。他很通透,绝不纠结,活出了自己。

早年有过做“大公仆”的野心,后来发现要做“大公仆”,就必须失去许多自己内在的东西。所以他在采访中坦白,“正因为入过世,所以我才要出世。”10多年前,河南省委组织部找他谈话,想让他当省文联主席,二月河坚决回绝了。还听说,有时候上边来领导想见他,他就这么回答:“你只能在我家坐15分钟。”

看起来那么不识时务,但他对朋友又极好,极仁义。

在这个商品社会,很多作家选择出版社,难免逐利而行,二月河却是罕见的专一。他一生只有两个责任编辑,黄河文艺出版社的顾仕鹏是他的启蒙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是他的忘年之交。他所有的书,都交给这两家出版社了。“人之交有‘白头如新’,有‘倾盖如故’,知与不知而已。”他淡淡地说。

要什么,不要什么,他其实洞若观火。这是有大智慧的人。

不知为什么,“情义”二字,在这样的老作家身上读到,总是凄凉和温暖相伴。陈道明演的《康熙王朝》,是我家最爱的保留剧目之一,看了一遍又一遍,现在想想,也许是眷恋那种古典的人际关系、古典的天地大义。

11年前,二月河在电话那一头,对我说:“人、文坛和世界上所有事物一样,有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有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从没打算像他笔下的康熙大帝一样,向天再借五百年,“太阳该落山了就让它落山,二月河要顺应这个自然。”

似乎为了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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