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张光年与杨匡满在‘文革’期间被边缘化一样

“手札”已经淡出我们的视野,它有过上千年往返不绝的辉煌,其独有的文化内蕴到今天已接近断层。如果我们不能轻易收到书信了,那么,就不妨观摩张瑞田《百札馆三记》里的书信照片,以慰旧怀。张瑞田收藏众多当代作家书信,他的新著《百札馆三记》中的“旧信记”一辑,钩沉往事,理性评骘,并附有若干旧信手迹可供读者观摩。
“匡满同志:我已于一日顺利返回连队,仍住原来房间,现在是我一人独占了。房间几月未住人,推门一看,另是一番景象:蛛网尘封,白霉铺地,破纸堆里,跳出青蛙来迎。丁力帮我清扫,张小华帮我洗帐子,晒床板,叶勤帮晒被褥。我也花了两天打扫、清理、洗晒、归置,因此累倒,在床上躺了两天,却也体会到劳动改造世界的乐趣。如今虽然谈不上窗明几净,却也建立新秩序,可以为所欲为了……祝近好!顺致杨小敏、崔道怡、小周明同志好!光年73.6.18”这是1973年,诗人张光年从湖北咸宁干校寄给连队的年轻战友杨匡满一封信的节录。张瑞田对此有所阐发:“正如同张光年与杨匡满在‘文革’期间被边缘化一样,当代许多作家在利益集团的重组过程和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被边缘化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鲜有人重复张光年对杨匡满的真诚倾诉。”老一代诗友之间的热诚,带有从前的特点,这也是书信擅长展示的特点。

“雷加同志:年老多病,气候变化,常感心脏不适。书还没有去邮局寄,却又住院了,要检查一段时间。只好等出院后再寄了。反正也不急,一非‘名著’,又无‘巨作’,留给老友们作一纪念而已。自幼喜爱文学,特梦想写长篇小说,但一直在文艺界‘打杂’,一无所有。‘文革’后才又开始写点散文,新时期以来,也仍是‘打杂’而已。匆此
祝好! 陈荒煤 十月十一日”

“程代熙同志:你好!贵刊创办以来,一直迎着风浪前进,高举马克思主义文艺大旗,抵制不正之风,令人十分佩服。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诗坛也是一个重灾区。至今尚未做认真的清理。而且还有人在打擦边球,这种朦胧诗选,那种朦胧诗赏析,照出不误,真怪事也。我儿子慨然写了一篇论新诗优良传统的文章,未点名批评某些人的观点。我看了一下,寄给你们审阅,看是否可用?如不行,可退还给他,提些意见,令其修改。祝编馔两安。丁力
90.8.31”同一时期的这封旧书信,显得别具一格。它是一封荐稿信,张瑞田称之为“举才不避亲”,结果怎样?张瑞田淡淡地说:“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在《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杂志发表,我也没有读到这篇立场坚定的文章。时间过去了二十八年,丁力先生,程代熙先生也先后作古,我辈把朦胧诗当文学‘第一口奶’的文学青年,已人到中年。北岛老了,顾城死了,‘80后’的读者把朦胧诗当成了文学遗产。可是,据了解,在书店中能卖出的诗集仅仅是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作品了。似乎当下无诗。”

这是20年前的一封书信。其时唐达成已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任上卸职,已逾8年,而儒雅性情没有多少改变,接受约稿,态度谦逊平易之极。年轻读者看不出这位书信作者曾经身处高位。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封旧书信。陈荒煤自谓“打杂”,与其他文学界前辈一道,共同领导并勉力维护上世纪80年代乘改革开放大潮而生的一段文学繁荣时期,那是多少人追怀不已的黄金岁月。张瑞田的阐释,令人感慨系之。

“延滨同志:你代《重庆晚报》约稿的信,早已收到,忙于杂务,稽复为歉。近日忆及童年时在重庆度过的那段岁月,已是半个世纪了,但有些印象仍深留在记忆中。写了一篇记趣的短文,不知合用否?请你看看。如尚合要求,请你代为寄去。如不适用,望勿为难,寄回给我即可,以后再写。匆此。即颂编绥。唐达成
一九九七年元月二十四日”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学界,还发生过一桩趣事。老资格的阳翰笙率团访日,行前带一些馈赠日本友人的礼品,归国后将日本友人赠送的礼品带回家。这件事情被举报到文联党委,并由文联党委公函呈报周扬和夏衍。但周扬、夏衍、阳翰笙有近半个世纪的交谊,年轻时同为大名鼎鼎的“四条汉子”,因此,周扬、夏衍只在公函上圈阅,不做批示。张瑞田写道:“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对外国商品所表现出来的敏感和谦恭,一度让我们失去了尊严,即使现在,我们的心还隐隐作痛。”

《百札馆三记》的“三记”是“读傅记”、“旧信记”、“谈札记”,基本是从手札中透析历史,在历史中看到人心,知人论世,展现了写作者的睿见卓识。雅人深致,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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