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九九二年由恒山书社出版的《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近代法学大字典》

学者书札近年已成为拍卖与收藏的新宠。个中原因,除了写者的学术声望提升了其价值,信函相对的私密性,也使读者可从中获得更多、更真切的资讯。这样说,并非鼓励窥人隐私,实在是因为只比日记下一等,书信乃了解作者内心世界更为可靠的史料。当然,前提还要看与收信人的交谊如何,由此决定了作书人笔下文字的深浅。

必赢亚州手机app,天光云影楼主人孙文光先生是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先后担任过《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安师大图书馆馆长。长期在芜湖任教、工作的经历,使他在安徽学界广有人缘。而1960年代到北大读研究生的经历,又让他和北大为中心的京城学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他将自己多年收藏的93位师友书札以“尺素风谊”命名,结集出版,既是对个人交往史的一次总结,更为学界保留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书信乃是缘于空间距离而出现。在上个世纪网络尚未发明的时代,尺素传书仍是相隔两地的人们最常使用的交往方式。反而是关系最近的身边的亲友和师长,很少留下信札。我的一大憾事就是,因为一直追随左右,我只收到过一封季镇淮先生的来示,那还是因为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半年所得。相比同样受教于季先生的孙文光师兄至少藏有导师的23通书翰,我的艳羡可想而知。

文光师兄长年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尤以龚自珍研究名家,《尺素风谊》所收书札因此多与近代文学、尤其是龚学相关,并集注于一“会”一“书”。“会”指1985年10月在芜湖召开的“龚自珍诗文学术讨论会”,乃是由文光兄发起,北大中文系也受邀成为合办单位;“书”为1995年由黄山书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文光兄任主编,从筹划、拟目到催稿、成书,均一力承担。前会举办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一年,学术尚未上路;后书蒙主编分派,拟写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梁启超”等条目,由此也略知这册厚达一千三百多页的辞典成书之不易。

读有关信札,最令人感佩的是前辈学者的做事认真。《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卷首列出了五位顾问,即王季思、任访秋、季镇淮、顾廷龙、唐圭璋。与今日各书的
“顾问”多半只是挂名而已,这些当年寿登耄耋、名重学林的耆宿,却是字斟句酌地撰稿和审稿。81岁的任访秋先生受托撰写“中国近代散文”辞条,自述“当勉力为之”,并详告:“我曾应上海图书公司(邀)参加《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选工作,由我负责散文选部分。所撰
《导言》已发表。拟就《导言》内容,概括成文。写成后,当寄上。”同时承诺,“审阅稿件,届时当一并奉上”(1990年8月9日函),明确表现出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1906年出生的王起(季思)先生更是尽职尽责。委撰条目,则谦称“准备就《霜厓曲录》试写一条”;完成后,又客气地接连使用“草就”“附去”“不知可用否”(1990年8月8日、1991年2月13日函)等说法,并不视为不可改动的大家手笔。遵嘱审读样稿,王先生既秉承出任顾问时提出的原则——“望编审时能严格掌握,勿急于求成”,而提出总体意见:“各篇样稿都写得扎实。但书出众手,水平参差,文风亦难于一致,望加强通审工作,不必急于求成。”并且,细部也未放过,故“有些零星意见,已于样稿批注”(1990年8月8日、1991年8月12日函),实为“严格掌握”亲身示范。

就中,用力最多的顾问还属季镇淮先生。自1992年近代文学学会成立即担任顾问的季先生,早在1958年后,已把更多精力投入近代文学研究,于此一领域拓荒、耕耘,影响卓著。文光兄请季师担任顾问并为《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作
《序》,本是最适切的选择。而季先生“高兴地接受”,也意在“表示我对此事的支持和赞誉”(1989年8月10日函)。这一支持的力度,在辞典中最吃重的“近代文学”条目的撰写上清晰呈现出来。由于主稿者需要有总揽全局的魄力与眼光,也实非季先生不办。季师当年已是78岁,年老体衰,却仍奋力为此纲要性的辞条写下五千字。因超出了约定字数,特意函嘱文光兄可“删削”,只是要求“上下联贯,各段分量大致相等”(1991年1月10日函)。对学生辈的主编如此尊重,正体现了那一代学者不可企及的精神风度。

亲力亲为之外,季先生也切实履行了顾问的职责。一再叮嘱文光兄:“更望它完美精粹,避免仓卒求成的缺陷。”“要把稳质量关,切实核对原书、校勘文字,修饰不明白或多余词句,增补条目的遗漏,务期符合工具书的要求。”

(1991年5月15日、1992年1月14日函)此类尚属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季师更有高瞻远瞩、涉及全书结构的重大建议。1991年5月1日,文光兄将《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的目录寄呈求正,季先生阅后,迅速作出回应。15日的复信中说:

……我仍要提点意见,就是加进《少数民族文学》一个栏目,有综述,也有作家、作品条目。加进这个栏目很重要,不必说了。

文光兄心领神会,立刻遵嘱照办。现在辞典中“近代少数民族文学”一条,即出自北大1955级学生、长期执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张菊玲教授之手。由此,一个严重的缺失得到了及时补救。

应该说,季先生对编纂辞典经验丰富。在此之前,由他担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已于1986年出版。作为其中“近代文学”分支的主编,季先生先已殚精竭虑,亲历了全过程。从给文光兄的信中,也可见其为编纂此书耗费的巨大精力。不算确定体例、分配条目、审读成稿,单是催促撰写,季先生便须不断发函。而即使尊为师长、心中焦虑,那些督促的话仍多半带有劝导的口气:“如其他工作拖住,请调协一下,赶此任务,企望之至。”“请你务必排除其它手头工作,陆续写好所承担的条目。这是无法摆开的一个沉重的包袱,早日用力完成任务早好。此后工作多得很,不要让这个包袱老背着,无法进行其他工作。”(未记年,6月8日、2月21日函)这些被温情包裹的“务必”,当然会让学生尽力做事时更觉暖心。

我曾经感叹季镇淮先生为集体项目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太多,以致影响了个人的研究。即如大百科的“中国文学”卷,按照我的统计,季先生认领并完成的条目多达17则,包括了《龚自珍》《近代散文》《近代文学》《近代文学史料》
《康有为》 《梁启超》
《刘师培》《湘乡派》《曾国藩》以及八种期刊。季先生当然会看重辞典所具有的历史定论意义,催稿时,也会提示:“新意见并不要,而要扎实的事实,准确无误的事业,而以简练语言表达之。”如此才可以经久不刊。这些道理都很容易领会。不过,对我而言,读这批信札更有意味的发现,是真正懂得了季先生的内心,他劝说文光兄尽快完稿,竟然是以
“共同完成一个吃苦而难讨好的任务”(未记年,2月21日)相勉励。无论编纂者如何用心,求全责备原是辞典逃不脱的宿命。我因此窥见了季先生忠厚诚信背后的明通,体会到几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

通览《尺素风谊》,亦可以感受到北大同学的友谊绵长。实际上,细检文光兄通讯的师友,北大研究生同学无疑是交往最深入的一群,所作书信也最好看。仅举一事:1980年,吴组缃先生应郭绍虞先生之约,6月初要去上海讲学一周。南师大的李灵年闻知,即想邀吴先生过宁,为南大、南师和江苏作协开讲。孙玉石将此意转达,吴先生很高兴。孙又探知吴先生
“生在安徽,却未去过黄山,很想去”,但碍于“学校经费卡得紧”,迄未遂愿。孙玉石因此写信给文光兄,希望他仿照李灵年的做法,“请吴先生去讲讲,顺便也就看看风景了”(1980年5月28日函)。而二孙和李以及张菊玲(孙玉石夫人),均为北大中文系1960级研究生,李与张且直接受教于吴先生。导师有意,弟子自当倾力助成。此行吴先生由南京至芜湖,终于上了黄山,了却一桩心愿。

这样一件今日看来稀松平常的小事,当日做成却是异常艰难。文光兄如何接待、陪同、支付酬金,他是当事人,未见诉说。但从李灵年信中所言,“大吴先生到皖,把您累得不轻,他心满意足,但学生办来实在不易”,亦可见一二。而此番感慨,原本出于李氏的切身体验。向孙文光打听“不知你们如何付讲课金的”,乃是因为李“与南大几经周折”,才各付了20元。应该是感觉实在拿不出手,李灵年汇款后“也不曾写信去”,并还在为“不知先生如何想法”惴惴不安。由此也不难明了,当得知小吴先生(吴小如)将接踵而来,“拟秋后到其皖南小儿处休息些时,返京时想走芜湖、南京,并希望‘沿途卖唱’‘以节省路费’”,其时李灵年的为难。“这些事真难办”(1980年7月26日函)的慨叹,并不表示学生对老师的薄情,实在是当年大学校园里的艰困情状令人心酸。

如今说来,这些都可算是珍贵的学界掌故了。而在欣赏诸位师长的笔墨之际,得以领略上一代学者的风貌,是我读《尺素风谊》最受益处。唯一不安的是,承蒙文光兄抬举,本人与夫君亦同附骥尾。因而有必要提醒此文与此书的读者,只需将我们两个“50后”除去,其他都名副其实了。

2018年10月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You may also lik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