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是至今没有写

鲁迅先生曾打算写一本 《五讲三嘘集》。“五讲”指他 1932年
11月在北平省亲期间发表的五次讲演,“三嘘”则是对三个文人一嘘了之的文章。但后来此书并未写出,当然也未出版。

1933年底,鲁迅在回答杨邨人的公开信中写道:

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鲁迅这篇
《答杨邨人公开信的公开信》当时也未发表,直接收进了《南腔北调集》。该集于1934年3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出版——从此,《五讲三嘘集》广为人知,虽然终于没有成书,而他当年意气之盛,却可由此见其一斑。

鲁迅的诸多对手中,梁先生是最受重视者之一。鲁迅批评梁实秋的文章先前有好几篇,最著名的当然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此外还有早一点的
《卢梭和胃口》《头》和晚一点的《我们要批评家》等。对梁先生此后的缠斗,鲁迅并未怎么回答,仅考虑过以一嘘了之。

杨邨人曾加入共产党,原是太阳社成员,曾从极“左”观点出发反复批评茅盾,又无端造谣写无聊小文攻击鲁迅;后来退党,公开发表
《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鲁迅极端藐视其人,曾偶尔顺便刺他一枪,但未专门写过文章。可“革命小贩”杨邨人太无聊,竟忘乎所以地在刊物上发表致鲁迅的公开信,希望引起鲁迅的注意。这样的人物,正如鲁迅所说,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回他一封公开信,狠“嘘”了一通,算是抬举他了。

对于更“差一点”的张若谷,鲁迅也只是偶尔点到过,例如张参与撰写的《艺术三家言》(《二心集·沉滓的泛起》)。此外,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文人无文》《不负责任的坦克车》《辨
“文人无行”》等文中也小小地“嘘”过他几次。

仅以一“嘘”了之,表明鲁迅对某些对手的藐视,但尚非彻底的藐视。后来鲁迅说过:“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鲁迅的“北平五讲”大致如下:

一、《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1932年11月22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柯桑记录稿载《电影与文艺》创刊号(1932年
12月),原拟编入《集外集》,被审查官删去;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二、《今春的两种感想》,1932年
11月22日在辅仁大学讲。吴昌曾、邢新鏞记录稿载北平 《世界日报》1932年 11月
31日《教育》栏。原拟编入《集外集》,被审查官删去,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三、《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1932年11月24日在女子文理学院讲。北平《世界日报》1932年11月25日有报道。讲演记录稿鲁迅不予认可,后收入傅国涌编《鲁迅的声音:鲁迅讲演全集》(珠海出版社2007年
8月版)。

四、《再论 “第三种人”》,1932年
11月27日在北师大讲。可参见王志之《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前后》(《理论学习》1977年第十期)。

五、《文艺与武力》,1932年 11月
28日在中国大学讲。《北平晚报》当天曾有所报道,后亦收入傅国涌编《鲁迅的声音:鲁迅讲演全集》。

这样看来,“北平五讲”中现在可确知的是两讲,即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与《今春的两种感想》。

后来鲁迅在《集外集》的《序言》中写道: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总之,著名的“北平五讲”,鲁迅本人只同意将其中两讲编入《集外集》。

至于拟议中的《五讲三嘘集》,他终于没有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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