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舞弊用书

一说起科举舞弊,大家肯定会想起在科举博物馆看到的种种舞弊的器物,例如写满小抄的衣服、空心的砚台、比手掌还小的作弊用书等等。但事实上,所有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器物在科举舞弊中都属于较低的层次,科举考试中的舞弊远比这些展览出来的器物要玄妙得多,并且其牵涉的社会面向与大众心理也更为复杂而深远。而所有这些,都在通俗小说中有更为直观的呈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俗小说是一个更为琳琅满目的科举博物馆,而科举舞弊正是其中类别独特却又价值突出的一类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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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舞弊用书

提到科举舞弊,要先从科举考试对于舞弊的防范开始说起。在明清科举考试中有一整套严格而细密的防止舞弊的措施:搜检、巡绰、弥封、誊录、对读、磨勘。搜检是指考生入场前要经过严格的搜查,以防止他们将舞弊用具带入考场;巡绰指的是在考场中有专人巡察警戒,以杜绝考试时考生舞弊。在考生交卷后,他们的试卷首先要弥封,除了答卷之外,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会被盖纸糊住。然后这些试卷要交给专门负责誊录的人员即誊录生,将答卷用朱笔誊抄一遍。之所以要用朱笔,是因为考生答卷用墨笔,这是防止誊录生在抄写答卷时舞弊。此后,誊录完的试卷还要交给对读生,也就是负责对读考生试卷以及誊录试卷的人员,他们既要检查誊录中有无错误,也要防止在誊录的过程中留下暗号。而在科举考试之后,考卷还要送到中央进行复核,这称之为磨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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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的考卷

由此可见,对每个有可能出问题的环节,科举考试都从制度上尽力加以防范。经过这一系列复杂的步骤,从理论上说,科举考试最大限度地杜绝了舞弊的可能。就严密程度而言,当代的任何考试恐怕都要自叹弗如。但耐人寻味的是,舞弊却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如此严密的考试制度中滋生出来,而且几乎其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提供了滋生舞弊的缝隙。而所有的这些,都详尽而细致地留存在明清之际的通俗小说中。

在通俗小说里,可以看到形色各异的各种科举舞弊,便如《女开科传》中所说:“要知那科场中,如买号、雇倩、传递、割卷、怀挟种种弊窦,难以悉举。”虽然舞弊手法无法穷尽,但归纳起来,这些难以悉举的舞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士人依赖自己的力量,或是彼此间的协助便可完成的,例如怀挟,也便是考生利用种种舞弊的器物夹带小抄等进考场;第二类是要买通与考试相关的工作人员,如吏员、誊录生等才能加以实施的,诸如买号或是割卷;而第三类则是要求助于更高层的考务人员,即考官,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舞弊,最典型的便是关节。这三类舞弊实行的方式不一样,需要达成的条件不同,在难度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相对说来,最简便易行的当然是第一类,可第一类也往往最容易暴露。在《生绡剪》中有一篇《有缘结蚁三朝子,无意逢人双担金》,贾慕怀的大儿子在乡试中,“做了怀挟,察院打了三十,枷死在贡院门前”;
同一书的《举世谁知雪送炭,相看都是锦添花》中,虞彦先“将些刊刻文字,揉做一团,塞在谷道眼口,贴个膏药”,谁知临场还是被揭穿,“果是怀挟文字,喝打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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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满小抄的衣服

第二类舞弊要麻烦一些,不仅要找到合适的人选,在手续上也更为复杂。在《鸳鸯针》第一卷中,丁协公托人找到在考场中做誊录生的陈又新,和他商量如何舞弊,陈又新得知丁协公考的是《春秋》,便道:“待小弟进场内选那《春秋》有上好的文字,截了他卷头,如此如此,用心誊写,将那法儿安插进去,十拿九稳。”经过这一番割卷,丁协公在当科乡试中如愿考中举人。在《燕子笺》里,鲜于佶找到的是自称在考场内掌案“一切场内编号誊卷”事宜的书办臧不退,臧不退献计道:“这些号数都在我手里编过的,只出场时,上心访着那位朋友中文字做得极好的,便将他甚么号数,察得明白,我悄悄打进去,把两家卷上号改了,如替你做文章一般,又没形迹,此是十拿九稳必中的计较。”而鲜于佶运用此法最终竟然考上了状元。和第一类舞弊相比,第二类舞弊难度更大,却似乎更为稳妥,较之于当场败露的虞彦先、宗坦等人,丁协公和鲜于佶都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科名的荣耀。

操作的难度层次更高,同时保险系数也更大的则是第三类舞弊。在《二刻醒世恒言》的《高宗朝大选群英》中,张慤被任命为主考官后,亲朋故旧都来拜见,希望能从张慤那里得到一个关节,张慤全都加以拒绝,并愤怒地说“丕休哉!”这些亲朋故旧中,有人失望而归,有人却别有所悟,在考试时将“丕休哉”三个字用在自己的答卷中,而这些用到“丕休哉”三个字的人最后则都考中了。由此可以看到,要想完成第三类舞弊,需与考官有不错的交情,同时还要有过人的领悟力,能够从考官的只言片语中敏锐地察觉到关节的所在。而这类舞弊由于有考官的亲身参与,不仅得到关节的人更有“十拿九稳”的把握获取科名,舞弊事发的可能性也极低。

以上所举的三类舞弊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形成了层次清晰、状貌丰富的独特景观,足以丰富我们对于科举舞弊的认知。但比这样简单的类别划分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个层次的舞弊其实正对应了小说创作的三个不同的方面。

颇具意味的是,使用第一类舞弊手段的士子有人物属性上的共同点,即他们不仅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还多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小说作者用这些反面的小人物来实践最为简单的“怀挟”等舞弊,有其独特的用意。在小说中,“怀挟”等既简便易行,同时也最为人所不屑,再加上它们往往容易暴露,种种特性的累加决定了第一类舞弊最适宜成为描写这些反面小人物的绝佳方式。正由于此类舞弊不免暴露,他们都会面临官府的惩处以及世人的嘲笑,而小说作者也便在诸如“粉嫩屁股,打做肉酱,昏晕在地”(《生绡剪》)式的出丑露乖中完成了对这些反面小人物的生动描摹。

与第一类舞弊的实施者多是小人物相似,第二类舞弊者也都是小说中的反角,但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是小说在主要人物之外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些反面人物往往以损害者的面目出现,而他们所伤害的也恰是小说的主角。例如在前面所举到的《鸳鸯针》和《燕子笺》里,丁协公和鲜于佶都通过舞弊取得科名,而被他们割卷或换号的对象则是小说的主角徐鹏子和霍都梁,两人也因此落第。正是在这种冤家路窄的设置中,小说作者用最为经济的人物关系和笔墨完成了预设中人物命运的沉浮,小说中士人的科场失意也有了合适的理由:他们的落第不是因为实力不济,而是由于旁人的舞弊,这也可以看做是对于他们学富才高形象的巧妙维护。

就损害而言,第二类舞弊直接伤害了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士人,但若论起杀伤力,它还是难以望第三类舞弊之项背。从前面所举到的例子可以看到,领悟到“丕休哉”的士子可以轻易得到科第,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原本应该获得科名的人会为此落榜。由于有考官的直接参与,较之于单个进行的割卷或是换号,此类舞弊对于科举中人的伤害无疑更大。事实上,正是由于损害的范围更大,伤害更为严重,在这三类舞弊中,由考官所直接实行的“关节”是小说里受到最多抨击的舞弊方式。

可小说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于此类舞弊的指责上,而是试图通过种种情节的方式,将第三类舞弊运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因此,第三类舞弊不仅是担负了最多骂名的舞弊,同时也是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舞弊方式。而更值得深究的是,和前两类舞弊者多是反面人物不同,第三类舞弊的实施者多是小说中的正面人物。

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里,李君便是买通了一个考官的关节,“榜下及第”;《石点头》的《感恩鬼三古传题旨》里的仰邻瞻也是因缘巧合得到考官传出来的一个关节,被“放于前列”中了进士;《人间乐》中的许绣虎,由于来吏部帮助他“暗通关节”,最后中了探花。

以上所举到的这些士人,不仅博学多识——如许绣虎“自幼资格不凡,读书过目能诵”,“到了十六岁上,竟学成了一个博古通今之士”,且都是小说里受到褒扬和肯定的正面人物,也是各自小说的主角,但这些人物却无一例外都是因为第三类舞弊才得到相应的科名。

事实上,小说往往叙述才学出众的士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在科场中出头,而最后考中科举却是因为舞弊。在喜剧性的结局中,所透露出的却是对于科举不公无可奈何的悲叹和激愤。便如李君在及第后所说:“我今思之:一生应举,真才却不能一第,直待时节到来,还要遇巧,假手于人,方得成名,可不是数已前定?天下事大约强求不得的。”才高也好,才低也罢,能否得到科名与才学如何本没有任何关系,万宗归一,所有的人最后都要求助于“关节”才能如愿以偿,较之于科举失意后的责骂和抨击,这种万般无奈后随波逐流的得意更让人觉得悲凉。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情节也显示出小说作者在“关节”等第三类舞弊上所觉察到的情节潜能,正所谓“却是那打关节的着数,自有开辟以后,即便有之。古来也有关节得利的,一般居尊官享厚福,子子孙孙奕世簪缨”(《鸳鸯针》),既然现实中的士人可以凭借舞弊得到科名,小说作者也可以用舞弊将他们笔下的人物送上金榜。对于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在科举之途中苦苦挣扎,并且难以看到出头之日的士人来说,“舞弊”并不是阻碍他们获取科名的魔障,反倒是冲破重重困境、一举成名的捷径。

总之,第一类舞弊更多地会与反面小人物的形象塑造相关,通过有些粗浅的情感宣泄,呈现出某种喜感的特质;第二类舞弊则与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的恩怨相连,呈现的是科举中人沉郁的委屈和伤痛;而第三类舞弊则集中体现了其在情节上的效能,小说中正面人物的命运因为舞弊而功德圆满,掩盖不住的却是他们成功背后的悲凉。

由此可见,舞弊既是通俗小说这一科举博物馆中的特殊藏品,在通俗小说中,舞弊也呈现出在其他博物馆里无法被领略的独特景象:它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科举考试里永远的反角,而是有可能成为形象颇为正面的科举利器。而环绕在它上面的种种浮动的光影:喜感、委屈、伤痛、圆满、悲凉,既让我们看到了通过舞弊所折射出的各色人生,也让我们品味到更具本质意味的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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