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通纂》是在日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支持下得以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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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友娟 制图

2018年6月12日,是郭沫若逝世40周年忌日。郭沫若是甲骨文研究领域有名的四大权威之一,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甲骨文研究著作迄今仍然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卜辞通纂》是在日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支持下得以出版的,也得到董作宾等国内学者的帮助,凝聚了中日两国学界的共同努力。

“东洋文库”查阅资料

田中庆太郎,1880年出生于京都,比郭沫若大一个属相。田中家的文求堂书店,1861年开业,1901年迁至东京。1899年,田中庆太郎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学科,随后到了中国,并在北京买房。他长期学习中国古代典籍知识,善于搜集珍本善本,在汉籍文献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田中回到日本后,长期经营文求堂,在日本汉学界相当有名气。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曾说:“在今天的东京,学者之中对于古书的鉴赏能力而言,没有一人能与‘文求堂’主人相匹敌。”

郭沫若因为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受到当时的政府通缉,被迫于1928年流亡日本。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他开始专研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最初研究的是《易经》《尚书》和《诗经》。在写出一些文章后,他产生了一些疑惑:因为《易经》的写作年代不清楚,假如用不明写作年代的材料去研究古代,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大打折扣。于是,郭沫若想到了甲骨文。

甲骨学是19世纪末兴起的学问,专门研究地下出土的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郭沫若认为,甲骨文作为资料来说,是相当可靠的。于是,他开始搜求甲骨文拓片和甲骨学著作。他先来到上野图书馆,发现这里的资料有限。于是,想起了求学时期曾经光顾过的文求堂。在这家书店,他发现了店里有自己一直试图找寻的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可是,这本书要卖12元,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当时,郭沫若口袋里只有6元。思索再三,他向田中庆太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以这6元为抵押,把这本书借回家看一两天。田中庆太郎略一踌躇,委婉地表示拒绝。但他告诉郭沫若,“东洋文库”(日本顶尖的亚洲研究图书馆)里有很多此类书籍,可以随时去借阅。

在田中庆太郎的指点下,郭沫若辗转联系上了“东洋文库”,并利用假名“林守仁”顺利进入查阅资料。最终,通过刻苦钻研,他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这部著作。

郭沫若在历史考古方面的贡献,迅速引起了田中庆太郎的关注。1932年1月,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在文求堂出版。据统计,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有关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的14部著作,有9部由文求堂出版。在此过程中,文求堂逐步给予郭沫若越来越大的帮助。很多文稿未等正式出版就预支稿酬,这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郭沫若的后顾之忧,使他能够集中精力专事著述。

东京寻访出土甲骨

1932年8月16日,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晤谈,大概谈及由郭沫若编选一部卜辞的计划。第二天,郭沫若致信田中庆太郎:昨日晤谈,甚快。卜辞之选,初步考虑,拟限于三四百页范围内,拟取名《卜辞选释》。尽可能写成兼有启蒙性与学术性之读物。迄今自老兄处已取用书籍多种,今后仍拟陆续取阅。倘蒙玉诺:(一)祈暂假府上《殷虚书契前编》与《后编》一用。(二)河井仙郎先生与中村不折先生之未曾著录藏品拟一并载入。请老兄与两位洽商,或与老兄同道奉访相求。他处倘有藏品,借此机会一并著录,当有诸多便利。

当时,“殷墟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顾自故林泰辅博士著《龟甲兽骨文字》以来,未见著录,学者亦罕有称道”。因此,郭沫若想以“寄寓此邦之便”,征集诸家所藏为一书,即编纂一部日本所藏甲骨文的精粹。

1932年夏秋之交,郭沫若在东京全力查找殷墟出土甲骨。除了跟田中庆太郎借阅外,还先后寻访了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教室、上野博物馆、东洋文库,并向中村不折、中岛蠔山等日本学者借阅。其中,计有东京大学考古学教室所藏的约百片、上野博物馆廿余片、东阳文库五百余片、中村不折氏约千片、中岛氏二百片、田中子祥氏四百余片,共在二千片以上。

在编撰《卜辞选释》过程中,郭沫若还与董作宾书信往来。董作宾将摹录的殷墟陶文送给郭沫若,郭沫若则写诗答谢:清江使者出安阳,七十二钻礼成章。赖君新有余且网,令人长忆静观堂。

这首诗里面的典故,很多出自《庄子·杂篇·外物》:宋元君半夜梦见一位自称清江使者的人,被渔夫余且捉住。第二天,宋元君找到余且,发现他抓住了一只神龟。宋元君杀掉神龟,以龟板占卜数十次,每次都很准确。

董作宾曾到安阳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并写出了高质量的报告和成果。郭沫若认为:“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辟出殷墟发掘之新纪元,其所为文如《大龟四版考释》及《甲骨年表》均有益之作也。”郭沫若以“余且网”来作比喻,实际上是称赞董作宾系王国维之后治甲骨之学最为出色的学者之一。

前往京都搜罗拓片

郭沫若还曾给田中庆太郎写过一首打油诗:三日一小成,任公不欺人。再等三个月,定然会大成。到了那时候,要来拜先生。老兄能西下,再好也没有。已得老婆同意,说走便可以走。只待老兄方便,不问什么时候。邮件署名王假维,是向王国维致敬。

之后,郭沫若再次致信田中庆太郎,商量《卜辞选释》的编纂及为此去京都查找甲骨一事:《馀释之馀》已阅一遍,问题太零碎,恐不能引起读者兴趣,甚为悬念。《卜辞选释》改用十三行,行二十三字之形式,每叶增二百字,较《余释》更密,无论材料如何好增加,均以二百页为限度,请毋虑。京都之行,如震二弟亦有不便,或无愿去之希望,请勿勉强。能得老兄介绍书,仆一人独去亦无妨事也。如震二弟本不愿去而强之同行,余颇不忍。请震二弟定夺可也。

田中震二是田中庆太郎的次子,正跟郭沫若学习甲骨文。接到此信后,田中庆太郎决定派田中震二陪同郭沫若去京都。他们拜访了京都帝国大学的考古学教室,结识了内藤湖南、梅原末治等京都学派学者。

内藤湖南本来觉得郭沫若的研究多有疏漏,但交流后大吃一惊,给友人写信道:日本的中国学已经领先了,但还是需要努力,不然很可能会被郭沫若等人超过。郭沫若回来后,专为此次拜会写作了旧体诗《访恭仁山庄》。

郭沫若和梅原末治则一直保持着联系。郭沫若向梅原末治借书和拓片,梅原末治则向郭沫若借《楚王鼎》照片。新中国成立之后,梅原末治还给郭沫若寄来了多本签名新著。

而此次专程访问京都,“复见京大考古学教室所藏四五十片,内藤湖南博士廿余片,故富冈君伪氏七八百片”。加上前次东京的收获,郭沫若已访得三千片甲骨。

《卜辞通纂》正式出版

访得这些甲骨后,郭沫若“闻尚有大宗收藏家,因种种关系,未得寓目,又因此间无拓工,余亦不长于此,所见未能拓存,于是余之初志遂不能不稍稍改变”。由此,《卜辞选释》改名为《卜辞通纂》,目的在“选辑传世卜辞之菁粹者,依余所怀抱之系统而排比之,并一一加以考释,以便观览”。

1933年1月10日,郭沫若致信田中庆太郎,谦虚地说:“释文初稿已完成,最后校订亦过半,一周内当可蒇事,耗费精力而成果未尽惬意,小有悲观之感。惟愿勿予老兄招致过大损失。诚欲虔心念佛。”

“释文”指的是《卜辞通纂》第三卷。1月11日,郭沫若为《卜辞通纂》写好了序言。第二天,他又给大学的老师小野寺直助回信:“仆近正从事《卜辞通纂》之述作,不识九大文学部于殷墟所出龟甲兽骨有所搜藏否,其民间藏家就先生所能知者能为介绍一二,或赐以写真、拓墨之类,不胜幸甚。”

1月13日,郭沫若致信田中震二,指导他为《卜辞通纂》编辑索引:“索引之编纂法,余意可分三种”,即“人名”“地名”“新字(此项不设亦可)”。

1933年5月,《卜辞通纂》
由文求堂印刷发行。该书分为五卷,卜辞一卷,考释三卷,索引一卷。“就传世卜辞择其菁粹者凡八百余片,分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八项而排比之。”其中的索引卷,即为田中震二所编。

开辟研究新途径

《卜辞通纂》标志郭沫若在甲骨文整理上创造了一个科学的体系。此前,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已有的10多种甲骨文著作,大都随手编排,不按内容分类;王襄等人虽然尝试分类,却随意性较大。

《卜辞通纂》将“卜辞之精粹者”分八类编排并作考释。这就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联系起来,并为初学者指明了入门途径,即先判读卜辞的干支、数字、世系,确定卜辞的年代,再进一步探究卜辞显示的社会内容。

郭沫若在释读甲骨文方面,也取得突破性成就。除通过选编所体现的甲骨断代外,他还创造性地使用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两种释读方法。甲骨年代久远而破碎,很多本来是一片的,碎后不幸散见各处。郭沫若将其拼合在一起,从而得出比较完整的内容,这就是断片缀合。但是,有些残辞可能无法找到缀合的对象,且由于“殷人一事必数卜”,所以有很多“同文卜辞”。集中“同文卜辞”分析比较,使一些不能属读的卜辞被解读出来,这就是残辞互足。

甲骨断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为甲骨文研究开辟了新途径。所以,文字学家唐兰感叹,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雪堂是罗振玉,观堂是王国维,彦堂是董作宾,鼎堂是郭沫若。罗王董郭,就是有名的“甲骨四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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