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以此观看室位于院部二楼的南边

日前看到钱永祥教授追记台湾翻译家彭淮栋先生的一篇文字,在不禁感叹译事耗神和耗人的同时,也让我回想起近三十年前在淮海中路622弄七号上海社科院度过的一段缤纷时光。自己虽也曾有意把成长途程中这段有些难得的算是智性的历险形诸笔端,但却也一直并没有那样的兴致和冲动去完成这件小事,现在乘兴写下来,也是为了借此间接地表达对于逝者的敬意。

1990年九月,我结束在千岛之城舟山的两年自我放逐的生涯,来到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念硕士。那里不是也不像一所大学,例如没有独立的学生生活区域,学生生涯中的某些内容似乎就无法顺理成章地展开。也因为招生人数很少,各个专业的学生几乎都是独学而无友。而它的优越之处也是只有当置身其中之后才能感受到的,例如丰富的图书资料,至少就人均使用的比例来说是这样,又例如因为“生以稀为贵”,研究所的先生们对学生们颇为宝爱。而在淮海中路的院部大楼发现并在之后受益无穷的这个港台阅览室,也属于这种意外的“福利”之列。

当年这个阅览室位于院部二楼的南边,大概因为楼层有些低,也可能因为院子里的绿化不错,记忆中那里的光线似乎颇为灰暗。当然,之所以如此,也和这个房间进深较长有关,而所谓的阅览室,其实是位于南端的一个狭长逼仄的读报间,里面都是港台和海外的华文报纸,据说要凭研究人员的证件才能入内阅览。房间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空间则是成架的港台图书,靠进门入口右侧则是一个低矮的服务台,那里常年都是一位面色灰白的小姑娘在当班,倒是与这大楼和房间的底色和基调十分吻合。

虽说是阅览室,但印象中那里的书并不开架。但也因为藏书是并不外借的,所以索书的成功率几乎是百分百——除非当天那里有人在看同一本书!自从发现这个宝贵的资源后,稍带点儿夸张地说,在那里抄书单和看书就成了我的研究生生涯中一种最为重要的自我教养方式。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邂逅了彭淮栋先生的译品。首先当然是伯林的《俄国思想家》,我从头至尾念完了这部其实有些“佶屈聱牙”的作品。从译文风格上比较彭译和我此前同样在那里念完的《自由四论》,那应该是个有趣的话题。不管怎么样,我同样也记住了译者陈晓林先生的大名,以至于当后来见到三联刊出的《一苇集》时,竟有一种意外的亲切感。这两部译品,以及同样为彭淮栋先生所译的卡尔·波兰尼(彭译作博兰霓)的《意义》都属于联经出版公司的“现代名著译丛”,虽然这个译丛的规模完全无法与例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相提并论,但其译品却给了我在那个时代的资讯条件下可能并不易得的“二次启蒙”。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细读过的作品,至少尚有《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的编者登特列夫(商务本作唐得雷佛)的《自然法》,与联经有合作的三辉公司后来“引进”了此书的简体字版;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据说当年法兰西知识界曾有一句“宁与萨特一起错,也不与阿隆一起对”,果如是,那么我在上世纪九零年代初就已经与阿隆一起“对”了;《欧洲现代史》的作者休斯的《意识与社会》,这要算是我所念过的最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关联于社会的意识史——作品之一,其论题和主旨在于揭示十九世纪末到“一战”前的欧洲智识史。记得我曾向好几位编辑推荐“引进”这本书,但却一直都没有下文。想来有些可笑的是,由于“爱屋及乌”,有一次在杭州体育场路的一家旧书店见到《欧洲现代史》,在自己已经藏有一册的情况下却忍不住又收了一册,不过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这书现在是还在自己的书架上或是已经送人了。印象最深的则是查尔斯·泰勒的《黑格尔与现代社会》,我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后来还把它完整地复印了下来,并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多次加以引用。在我看来,作为伯林的牛津教席继承者,泰勒结合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对于黑格尔“情境中的自由”之内涵的阐发,即使与他的前任之最精彩的观念史论著相比也毫不逊色。2007年四五月间,我在台湾大学正门对面的联经门市部寻觅当年曾经“滋养”过我的“现代名著译丛”,虽然旧梦难追,但我那时仍然极想得到《自由四论》,可是年深日久,这书真的已经“了无踪影”了,好在当年我读得“滚瓜烂熟”的《黑格尔与现代社会》仍在架上!还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刘训练小弟的努力,此书的简体字版后来纳入了他和我合作主编的“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译丛”,这也算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了吧!

在这个阅览室中耽读牟宗三等“海外华人”的著作可谓是我在社科院度过的三年中最为难忘的时光。至今想来都有些令人称奇的是,这个小小的阅览室中竟藏有牟宗三的几乎所有的作品,他的著作,只有《时代与感受》和那时出版未久还未及入库的《圆善论》是我从当时住在江宁路的业师罗义俊处见到并借阅的。也是在耽读牟著的过程中,阅览室的管理员,也就是那位脸色灰白、平素基本上没有什么表情的姑娘破天荒地同意我把《现象与物自身》带回宿舍阅读,但她允诺我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而一个晚上是不可能念完这部书的,于是后来我就用了研究生部发给我的全部复印劵把这部书整个复印了下来,并在假期带回杭州用土法装订了起来!至于阅读在那里第一次“邂逅”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那本著名的书给予我的经验,我想起包括何怀宏教授在内的不少人文学者曾经自述流着冷汗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经历,我所匮乏的这种阅读体验却在夜读前面这部书时得到了“补偿”。

同样给人“振聋发聩”经验的似乎还有这个阅览室中收罗相当完整的徐复观先生“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的那些政论和时评文字,其“摧枯拉朽”“偶像破坏”之力在让人获得观念上的“解放”之余不禁大呼“过瘾”,然则,“破坏”必转化为“建设”,“教训”必继之以“励志”,而在这方面,《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和陈鼓应所编《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无疑是最好的读物。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海光先生有一年“五四”到台北郊外登山,并在当晚给学生的信中写下了自名“‘五四’后期的人物”的那个著名段落——他们“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我自然不能自比于海光先生,但是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说我的大学生涯就是我的“‘五四’时代”,那么我在上海社科院港台阅览室度过的研究生生涯就是我的“‘五四’后期时代”。如果说我的“‘五四’时代”启示了我精神所能达到的高度,那么我的“‘五四’后期时代”则在再度切实地撑开那个世界的同时,帮助我贞定了基于健全常识的信念空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在上海社科院港台阅览室中得到的精神“洗礼”和智识“滋养”称作我的“二次启蒙”,并愿意怀着感念之情将其比作“海上的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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