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题材写更多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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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赢亚州手机app,1954年9月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与儿子李远芩(右二)、女儿李远山(右一)、儿媳黄尚莹(左一)、女婿王小鼎(左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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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少城书院线描图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
李玉宣等修 清代刻本

在新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语境中,李劼人晚年书信,明显地对历史文献、历史人物和事件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在书信中,他屡屡谈到对历史资料的搜集,也屡屡谈到《大波》完成之后的写作计划。他努力想在写作时从宏观到细节多方面恢复历史原貌。不仅如此,他此时对历史题材情有独钟,还想在完成《大波》之后,以历史题材写更多的小说。他在致刘白羽的信中写道:

“关于创作规划,我原有一种妄想,拟将六十年来之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生活,在各阶级、各阶层中之变化)以历史唯物观点,凭自身经历研究所得,用形象化手法,使其一一反映于文字。《死水微澜》到《大波》,是其间一段落。《大波》之后,另起炉灶,再写第二段落。(从袁世凯窃国到“五四”运动)。而后逐段写到抗战时之大后方,写至成都解放。”

他在给出版社编辑,给儿女、朋友、其他读者等诸多人士的信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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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本《大波》手稿与书影(香港广角出版社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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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与孙子辈在菱窠家中的收音机旁,1957年5月8日,新华社四川分社女摄影记者金勖琪摄

《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是中国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又以大河小说三部曲名之,“大河小说”从日文转译法语ROMANBLEUBE而来,意即“反映时代的超长篇小说”。后来,三部曲又被界定为历史小说,和这似乎又有一些区别了。旧作三部曲,尤其是《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更适合“反映时代的超长篇小说”的界定,新版《大波》则更符合历史小说的界定。即使部分研究者,甚至包括李劼人本人,把三部曲统统纳入历史小说的范畴,但读者仍然可以区分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尤其是前者)更多是通过故事和人物活动反映和折射历史,新版《大波》则想更真实地描述历史,更像历史演义。其实,历史小说也是很好的题材,关键在于不要因为写历史而削弱了小说的的文学性。新版《大波》的确有此嫌疑。在整理《李劼人晚年书信集》时,正好也获得与李劼人通信的部分来信,附带在此《书信集》中发表,其中李劼人的女儿李眉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来信有一段文字讨论了这个问题,可以对此有所印证,兹援引如后:

“十月号《文艺报》上的《绘声绘色的〈大波〉》一文,已读过,所论各点,我也有同感。该文最后提出的问题(历史小说中如何塑造真实人物形象),似较中肯,望父亲在第四部中有进一步解决。小说到底是小说,和历史或传记不同,小说是需要人物的塑形,形象地描写,和情节结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二书成功在于此,所以畅销。在许多单位图书馆中(我们机关也如此),借阅此书人极多。我就看到我们机关中的几本《死》《暴》二书,已翻得稀烂。至于《大波》一二部,历史学家评价颇高,(范文上次告诉我,范文澜曾极力向高级党校同学推荐此二部书,说是对了解辛亥革命面貌很有价值)而许多读过《死》《暴》二书的读者,兴冲冲去借《大波》一二部,之后反映说“看不懂”。(这是我们机关情况,而我们这里的干部,一般起码具有大学毕业文化水平。当然,年轻,对历史知识无知,是事实。但也说明此二书太“专”了一点。)我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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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本《大波》(《李劼人全集》
四川出版社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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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竹内实耗时十年翻译的李劼人小说集《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书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劼人的作品在法兰西、日本等国已经有译本和较大影响。香港司马长风作文学史将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称“大河小说”三部曲,这个词汇乃源于日文译自法文的ROMAHBLEVER一词,意即反映一个时代的超长篇小说。

李眉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家,但至少是有一定素养的文学爱好者,她的意见既有独特的看法,也有事实依据,可以说涉及到了新版《大波》的本质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也可以设想,李劼人不写历史小说,写点符合时代精神的其他小说,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但如果继续按照《死水微澜》的自然主义的写法,与新时代的精神不符,风险太大。他写信托人购书,购买苏联柯·切托夫所著《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和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等书籍,还多次和子女通信时谈到这些书籍(还有《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看来他是关注新的文学的动向的。只是他不仅没有写作那样的小说的生活基础,更缺乏那样的思想感情,虽然新的关注和阅读对他写作的影响是难免的,何况还有制度化的会议学习的影响。一个大时代的来临,特别的“体制”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不产生影响,除非作家改行不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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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1961年致吴志诚信函,吴氏生平不详,由内容看,或为收藏家、古董商一类。

李劼人重写《大波》的动因,是作家出版社要他改写旧作三部曲。三部小说,改写一部出版一部。《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比较定型,改动有限,《大波》则在当初成书时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如愿截稿,作家常自遗憾。他自觉“在三部小说中,偏以《大波》写得顶糟……在思想上也背了一个包袱……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而且“由于解放后我参加了政治学习,回头看辛亥革命运动比廿年前更清楚、更透彻了”重写《大波》“想深入运动的本质”。

然而,在时隔二十年后重写《大波》,时过境迁,且又存在上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和影响,对创作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可想而知。新版《大波》波澜壮阔,气势恢宏,以旧文人的风骨和曾经留洋的视野,李劼人也不是媚俗跟风之辈,不过,终究以过于注重“历史事实”的描写而削弱了“文学”的品质,结构不够紧凑,层次欠分明,人物个性也远不及旧作鲜明。旧作中四川总督赵尔丰被抓被杀的精彩情节,新著中也由于没有完篇而不及反映,遗憾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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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西门十二桥,在今天的琴台路附近

即使如此,我们不能否认,李劼人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死水微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美、最伟大的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奠定的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重写《大波》,由于李劼人优于一般小说家的学问功底、客观态度和写作天才,使其写作历史小说,仍高踞于一般二流作家之上。李劼人致儿子李远岑信中,有一段阐述其写作的思想。他引述了亲历《大波》背景活动的老友张颐谈论《大波》的一段文字,然后论道:“张先生的话,犹之《人民文学》短评,《四川日报》上一篇对《四川文学》所登的《重庆在反正前后》一样,都只就一章一节而言,不但未能看到全面,而且没有触及紧要处。”他说:“本来,评论《大波》,是件不容易的事,(沙汀、艾芜、陈白尘的话。)不但要熟悉史事,还应熟悉当时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情况与思想情况,尤须熟悉当时社会与经济形态的变革、转化。

除此之外,还应了解历史与历史小说的界限。“《大波》之语言文字,所以不同于他书,(我只能说不同,实不想说优于。)因为知道人物的语言,必须从属于每个人的阶级、阶层,和每个人所受的教育,以及在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环境的时段。”“当代许多流行极广的杰作,(尤其中国方面的。)好象都不注意于此。但《水浒》《金瓶梅》《红楼梦》却都示了范。我从写作《大波》的实践中,
愈益懂得中国这些古典作品之所以能永垂不朽,而外国的许多古典作品之所以可议,(老托尔斯泰除外。他的每一个作品,都可与我国古典作品相匹敌。)即在于此。《大波》之难写处,此亦一端,然对此,则尚无人道及。”由此可见,李劼人对小说人物塑造的认识,是有自己独特而深度的见解的,实非当时其他作家可望其项背。新版《大波》,虽然可议,绝非一般跟风的作家可同日而语。

《李劼人晚年书信集》的初版问世后,作家流沙河称其“娓娓如面谈,亲切可听,为极佳之书信体文字,亦文学作品之可遇不可求者。唯天然流出,如百泉之不择地而出;又无过多顾忌,能讲真话道实情;而又极其具体详尽,不捐细节,诚文学大家之咳唾成珠者。”确然,李劼人晚年的信札,既是生活的纪实,本身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值得咀嚼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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