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读本

从“三、百、千”、四书五经,到分级分科的新式教科书,堪称晚近知识摄取方式的一大转捩。清末戊戌维新前后,以梁启超《变法通议•幼学》篇为代表,新学舆论关注启蒙教育,反对传统蒙学的经训记诵,强调识字为先。这些议论,与同时期兴起的切音字、白话文思潮合流,遂使识字作文成为教育变革的重点。其间涌现出一批以“课本”、“读本”、“初阶”为题的新体蒙学用书。由于新学制尚未颁布,这些课本并无统一的学程安排,亦无明确的学科划分,出版史界称之为“混合课本”。学习西文所用的各种reader(读本书),可能为此类课本提供了最初灵感。但若考察“读本书”的流播途径,不难发现这一著作类型早就与同时期日本小学校“读书科”所用的“读本”教科书建立了关联。在培养识字、读书、作文能力的同时,兼要综合各科普通知识,此种模式受到东、西洋读本体裁的启发,故本文更统称之为“蒙学读本”。

当“国文”作为一门学科被提出时,何谓“国文”,却取决于此前蒙学新教育及“蒙学读本”编纂的实践。不同于以往教科书或童书研究之注重“儿童的发现”,本文的考察重点在于成人编纂者的意识:看他们如何在学制缺席的状态下,为下一代设想一种“国文”的体式或观念。换言之,亦即欲将“蒙学读本”作为证成文体意识与学科建构的材料。这里所说的“文体”,并非具体的文类,而主要指清末一度成为士论热点的文白雅俗问题,并兼顾文本功能的定位。蒙学读本的文体趋向“浅近文言”,形成以各科应用文为主的格局,不仅是套用外来教科书模式的结果,更来自新学制酝酿的四、五年间,蒙学新教育自身在文言与白话、通俗文与普通文、专科知识与普通知识之间的徘徊与抉择。“读书科”或“读本书”之引进,毋宁看作是在适当时机对本土实践所得经验进行的确认;与此同时,亦赋予了这些经验以近代学科形式,使其有可能与新学制下的分科教育相对接。

一 “读本”自泰西来

在清末学制颁布之前的数年间,新式蒙学用书的体式迅速转换,戊戌维新以前零星识字书、文法书、歌诀韵语萌发的状态,变为多种“蒙学读本”竞争的格局。当初曾断言“迄今发现唯一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途径是通过认真学习经书”的美国传教士潘慎文(A.P.
Parker,
1850-1924),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为王亨统的《绘图蒙学课本》作序,已难掩其夸张的口气:

突如其来地,我们发现空气中弥漫着关于教授中文读写新途径的议论。有关学习中文新教法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其数量还在增加。本地报纸上到处都是教授这种新教法的新书广告,教师们亦早已困扰于这个领域的丰富芜杂所带来的尴尬。

潘慎文作序当时可能寓目的“新教法”课本,至少有《蒙学报•读本书》(1897以降)、南洋公学《蒙学课本》(1898)或《新订蒙学课本》(1901)、王亨统《绘图蒙学课本》(1901以降)四种;稍后又出现了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1902)及杜亚泉《绘图文学初阶》(1902)两种影响较大者;这还不算当时新出的各种字课图说、论说入门、文法教科书之类。潘慎文先后任教于苏州博习书院、上海英华书院等教会学校,富于教学经验,在表达惊讶的同时,亦不忘指出:中外教育家在文字教学方面的实践,早已为目前的变革准备了土壤,教科书的繁荣不过是满足了“长久以来就已被感知到并且日益迫切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取代使人毕生消磨于文字的旧法教学,中文新教法将会“使读写学习回到作为次要功课和获得真正教育的工具这一适当的位置上,而不是作为教育的终结”。视文字、文章为现代教育的工具而非目的,正是蒙学“新教法”关于语言文字的基本认识,更有可能影响到“蒙学读本”编纂者别择文体的潜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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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乔等《最新国文教科书》,光绪三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清末南洋公学发端于上海,就与新式学堂框架下中文教育的萌发直接相关。光绪二十二年(1896)沪绅何嗣焜参观了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发现该校学生精通中文者寥寥,回沪后即建议盛宣怀另办南洋公学,总体目的与北洋相同,而附加熟习中国文字的条件。据南洋公学早期监院福开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的回忆,总理何嗣焜对公学的理想是:“这所学院应当针对文士阶层的子弟,使其获得现代学科训练,而学生随之亦能够用练达的中国文言(a
good style of Chinese literary
language)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从而使现代学科成为中国文士生活(literary
life)的组成部分。”由此可知,南洋公学始创者强调学生要能运用“练达的中国文言”表达新思想,最终目的还在于使“现代学科”进入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世界;但与此同时,亦约束了新式学堂中文教育的文体,要求其必须适应文人士大夫既有读写习惯,即仍以当世读书社会通行的文言为主。

南洋公学设立师范的同时,“仿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之法,别选年十岁内外至十七八岁止聪颖幼童”,另设有“外院”;针对外院生识字读书的需要,先后编辑了《蒙学课本》与《新订蒙学课本》。关于此二书的版本、编者与出版时间,以往教育史、出版史界的论述多有混淆,近年经过专业研究者的梳理,方才渐见明晰:《蒙学课本》分二卷,出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入学的头班师范生陈懋治、沈庆鸿等,有光绪二十五(1899)、二十七(1901)年的第二、三版存世;《新订蒙学课本》分三编,光绪二十七年编定出版,编纂者是同为南洋师范生的朱树人。至于最引人注目的《蒙学课本》初版,则未必如前人著录刊行于光绪二十三年;更多证据显示,该书最有可能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问世。

早出的二卷本《蒙学课本》曾被认为取材过深,不便初学。实则当时南洋公学外院生皆粗具文字能力,亦未必能用后来统合识字、读书、作文的“国文教科书”体例来要求。《蒙学课本》的课文采取了“识字”加文段的形式,生字下偶尔附注关于字类、字义、用法的说明,但没有下断句,亦不附图;至下卷则课文加长,增添了课题与设问。全书题材涉及日用杂语、读书生活、人物事迹、格致百科、西法制造等诸多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其对近代国族观念、进化学说的阐释。如第十四、十七、二十二、三十七课分别从宫室、用具、衣服、文字四方面,反复论证“古今风俗自质而文,盖万事皆然”的道理;第七十三、一百六课阐述“群学”的重要性,与同时期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西方社会学的议论桴鼓相应。第一百三十课援引严译《天演论》及五大人种的区分,呼应此前宣扬国家(第三十九课)、爱国(第七十二、一百七课)、国耻(第一百九课)的诸课文,注意突显新学说背后的种族危机意识。二卷本《蒙学课本》在介绍西学新知之外,传递了戊戌时期维新舆论“保国、保种、保教”的急切话语,其取材、措词皆与之相通。

相比之下,光绪二十七年(1901)朱树人重编的《新订蒙学课本》,由于兼具初学识字的功能,更注意由浅入深的次序。卷首列“字类略式”,介绍《马氏文通》的九大字类,并按其分类编排课文,其实重点仍在识字,“非欲执童子而语以文规(语法)也”。值得注意的是,《新订蒙学课本》每编开头都有“编辑大意”,编者的文体意识在其中不无流露。如初编第一条即云:“是编专取习见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似乎是主张用俗语;但旋即提到中国言文分离的现状,则不得不退求“文语同次”、“文俗同声”的境界:

我国文字语言离为二物,识字之所以难也。其文序与语次相歧者。(原注:如云“以物与人”,此文、语相同者也;若变曰“与人以物”,则文、语不同矣。)童子尤难领悟。是编专取文语同次者。凡倒装句法,及文中所有、语中所无之字概不阑入。(原注:或谓教童子宜先以文俗同声字,此言诚是。然沪人呼日月二字,文俗已自不同,官音则无不同也。是编非为一人一地而作,此例亦可不拘。)

所谓“文语同次”,即排斥倒装等文言独有的句式,尽量采用文白相通的语序句法,在使文言平易化、谈话化的同时,亦含有俗语向书面语靠拢的要求。而在用字层面,时人更有“文俗同声”的意见,主张童蒙先认识方言中文读、俗读同声之字。至《新订蒙学课本》二编,程度加深,朱树人更强调:“凡近世新物及文俗通用之字,悉用俗名,过俗者不录。仍就所知,各注文俗之名于下,然不能悉也。”换句话说,俗名虽然优先成为正文,但“过俗者”却有可能遭到淘汰。如二编第三十九课“什器”,正文中“几案”、“箸”、“勺”均可谓“文中所有,语中所无”之字,其下则分别注有“俗曰桌”、“俗曰筷”、“俗曰汤瓢”等内容。无论是朱树人的“文语同次”,还是“文俗同声”,最终却都要引向“文”、“语”二者分离的较深文理。《新订蒙学课本》三编的“编辑大意”即直接申明:“前编凡文、语异次之字概不录入,是编不拘斯例。”

《新订蒙学课本》在文白雅俗之间的选择,非但取决于“我国文字语言离为二物”的现状,更与其所取法的范本有关。对于沪上新式学堂的师范生而言,洋场上学习西文所用各种读本(reader)的影响,实不容小觑。在当时流行的新学类书当中,就不乏关于泰西“训蒙读本”的介绍:

凡泰西新出之拆习字母诸书,作者原取于便于训蒙,皆以一言仅合二字母即可成一物名为始,继乃读以三字母合一物名之言。……嗣而一言成为物名之字母,渐由四而五而六,以次递加。其间仿绘物形,即物成章之文,皆同上式。又间有歌诗,或为可信口而吟,或以之称颂上帝,或畅言草木,或详颂禽鱼。至于此书,分有五六等第,其所选诗文,类皆名家著述,以是教授幼童,可使于嬉戏之年已多识成人之语也。

《新订蒙学课本》主张连字缀句之法:“先联平立之两名字(原注:天地、日月),次联不并立之两名字(原注:人身、牛毛),先两字,次三字四字,则几乎成句矣,至九字十字则接句而成文矣,……由十数字至三四十字,则皆成片断矣。”按照学程进展,循序渐进地分布词汇、课文的字数,便是直接得自泰西读本的体例。同样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曾将英国殖民地用读本改译为畅销英语入门书《华英初阶》(English
and Chinese
Primer)的谢洪赉,发表有《论英文读本》一文,不仅揭橥“读本者,文语教育之中枢”的宗旨,更扼要介绍了包括《印度读本》(Indian
Readers)、《东方读本》(New Oriental Readers)、《官学读本》(Royal
Readers)等在内多种英文读本。其中关于“读本”分集递进结构的介绍,如《印度读本》“初、二、三集皆编者自著,语多浅近;四集略采成书,五集多摘名作,文理颇进;高等则纯集名人诗文,阳刚阴柔,笔力悉备,盖中土诗文选本类也”之类,对此后“蒙学读本”或国文教科书分编体制的确立,应不无影响。

《新订蒙学课本》初编“编辑大意”明确指出:“泰西之有读本,为科学(原注:即天文、地理等学)之管钥,亦笔札之资粮。”大量选录科学短文,早就体现于二卷本《蒙学课本》的选文,算不得新奇。但书札课程的确立,却是《新订蒙学课本》得自泰西读本的一大创新:“是编于笔札通用之文字,雅俗兼采,惟俚俗不能入文者,则屏不录。”对照同书“文俗同声”、“文语同次”等用字、句法层面的规定,不难发现《新订蒙学读本》别择文体的通则,是在沟通文、白的同时,极力排除“过文者”或“过俗者”入文。应用性极强的“启告便函”、“询问便函”、“招游便函”等课,往往先示以信函当用何种称谓,次及信函功能,再举其样式。例文不仅通篇文言,授以“福安”、“金安”、“文祺”等传统书札问候语,更多用空格、换行、顶格等示敬格式。三编课文出现“劝学英语卒业”、“求介入青年会书”、“谋游学外国书”等涉及新学的内容,文体却一仍旧式。书札课程的重点并非书信内容,而是当世通用函札的称谓、格式与套路。《新订蒙学课本》在借鉴泰西读本载录笔札的同时,对古已有之的通俗应用类尺牍用书亦不无承袭。着眼于当世应用的功能定位,反而使其书札文体更显程式化:学生只需依式套用,更换姓名、事由等具体内容,即可成一篇流畅书信。

《新订蒙学课本》课文受西洋“读本”影响的另一侧面,在于设拟虚构的运用:“凡所捃拾,大半译自西书,略加点窜。间有出自臆撰者,远仿凭虚亡是之体,近师西人用稗说体编小学书之例,意主启发,勿疑为私造典故也。”其实,此类模仿小说家言进行设拟的文体,多体现在新订本三编对旧本《蒙学课本》的改写。试比较“作茧成蛾”一课:

童子在塾中,如蚕之缚于茧中也,不亦苦乎?然蚕不缚于茧,不能成蛾;童子不入塾,不能成人。(《蒙学课本》卷一)

某童性不好学,深以在塾为苦。童蓄数蚕为玩具,一日见其作茧,笑而语之曰:“尔辈作茧自缚。何自苦也?”蚕答曰:“我辈岂好作无益耶,所以自缚者,求成蛾尔。”未几,蚕生翼出茧,已化为蛾矣。故蚕不自缚,不能成茧;童子不入塾,不能成人。诸生其勿以在塾为苦也。(《新订蒙学课本》三编)

原本寥寥数句简单教训,到新订本中则变为童子与蚕对话的生动故事。旧本《蒙学课本》当中,原不无寓言或设拟口气的课文,但多数课题仍采用了与当时“格致”书刊类似的陈述口吻。如其卷一关于金、银、铜、铁、锡、土等物质元素的各课,卷二对天文学、全体学、饮食卫生知识的集中介绍等。旧本卷一第五十课内容为“释铁”,述铁的分类与物理属性,被新订本三编第四十八课全文挪用;但新订本在原课文后,更插入设拟“张君”携子参观铁政局的两课内容,使相关知识在父子对话中得以巩固、扩充。类似的体式变化,仍在文言范围之内,但其影响于儿童接受知识的方式,意义并不下于文白雅俗之间的挪移。

南洋公学师范生的编书实践,在清末蒙学用书从识字、文法教本向教科书转变的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亨统编《绘图蒙学课本》首、二集问世,次年杜亚泉编《绘图文学初阶》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二书在增添“绘图”等新要素的同时,都体现了南洋课文的影响力。杜亚泉设计“初阶”、“进阶”递进的模式,有可能受《华英初阶》等英文读本的影响,《绘图文学初阶》对新旧两版《蒙学课本》课文更多有取用。王亨统执教于教会系统的杭州育英书院,所编蒙书分为“捷径”(primer)与“课本”(readers)两个系列,标榜“采用外国教法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由于已有配套的《绘图蒙学捷径》作为“披阅新闻纸与各种浅文理之书”的导引,
《绘图蒙学课本》起始程度较深,课文取自“救世圣道”(基督教教义)、“天文地理”(科学内容)、“儒书”(《四书》文段)、“比喻故事”(寓言)等题材。但事实上,不仅其首集部分课文直接取自南洋公学旧版《蒙学课本》;每集篇末的“便函”一课,更是照搬《新订蒙学课本》的构思。基于“中土文语两歧”的现状,朱树人在《新订蒙学课本》的“编辑大意”提出“背诵之法尚不可废,惟背书而不识字者,当以默书之法救之”的折衷办法;王亨统则主张贯彻泰西“新教法”:“不必全课背诵,惟按字解明,记其大旨,又摘录功课中之字句,令学者默书于算板之上,写法宜自左而右,以免楷拭糊涂。”不仅要废除全篇背诵,更鼓励在课堂上采用汉字的左行书写。

二 “读书科”与“读本书”

就在《新订蒙学课本》、《绘图蒙学课本》、《绘图文学初阶》问世的那两年,包括新教育在内,整个清末新政取法的“典范”(paradigm)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移:戊戌以前通过传教士等渠道直接采取西学的方式,逐渐转换成了借径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术、文体来学习西方的“东学”模式。《新订蒙学课本》三编的课文中,便有“某君留学日本”的情境;该编第一课为“入学劝勉语”,提到:“诸生往岁在塾,于读书、作文、书法、算术等课,较之前岁,皆有进境。……”此中“读书”、“作文”、“书法”、“算术”等课程安排,已经看得出同时期稍早日本学制影响的痕迹。

实际上,由维新人士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创刊于上海的《蒙学报》,早就设有“读本书”栏目,专门译介日本小学读本,并随即仿照其体例,编辑“中文读本书”。其时尚在南洋公学初版《蒙学课本》以前。更难得的是,次年四月《蒙学报》刊登了日人松林孝纯所译《日本小学校章程》,实即六年前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大纲》。该大纲反映了当时日本小学校分科教授的体制;特别是其中“读书及作文”一科的要旨,“规定了直到1941年为止长达半个多世纪日本国语教育的内容框架”,其译文值得注意:

第三条
授读书作文.先令知普通文字.及日常须知之文字.文句.文章.读方缀字.及其意义.又用稳当言语字句.以养推辨思想之能.兼要启发智德.

该条介绍同时期日本小学校“读书及作文”课程的大致内容,对《蒙学报》以降清末蒙学用书的编纂,乃至新学制下语言文字学科的建立,都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本。

必赢亚州手机app,与“读书及作文”课程配套的“读本”教科书,由于包纳了修身、历史、地理、理科各科的“普通知识”,更有可能充当学制酝酿期各种“蒙学读本”最为经济的体裁来源。汉译《小学校教则大纲》中关于“读本”的规则是:

读本之文章.总要平易而可为普通国文之模范.故采授儿童易理会.而令其心情快活纯正者.又其所载事项.须用修身地理历史格致.其他必须日常生活而可添教授之趣味者.

在清末教育文献中,此处是较早在本国文章的意义上使用“国文”一词的例子,自是译文搬用日文原词所致。《小学校教则大纲》对“读本书”所应采用的“文章”(按即文体)有所规定,强调“普通国文”的概念。何谓“普通国文”?《大纲》前文提到寻常小学读书科授“假字(假名)文及混用汉字浅易文”,高等小学读书科授“普通混用汉字文”。虽然此时日本教育界不无采用单纯假名的谈话体文章的呼声,但“读书科”最终的训练目的,仍是汉字片假名混用的所谓“普通文”。须知明治时期广泛应用于政府公文、报章政论、学术著作的“普通文”,正是“汉文训读体”的文字;后者大量采用汉字词及训读汉文经典的风调,有利于迅速准确地传达西洋新概念、营造高雅严肃的著作格调,却与日语固有的“古文”或记录日常言谈的“言文一致体”相距甚远。关于“普通国文”的规定,与戊戌前后中国论者采用俗语文甚至切音文字的主张形成对照。来自日本的经验表明,无论是“修身、地理、历史、格致”等科的新知识,还是出而应世的现实需要,都决定了启蒙教育不可能采取激进论者一味求简、求速的路线,而必须顾及当世“普通”的文体。

尽管《蒙学报》早就引进了日式“读书科”与“读本书”,但要将二者有效结合,还有待于学堂教育实践的历练。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文明书局刊行无锡三等公学堂所出《蒙学读本全书》,方始正式启用“读本”的题名。编者俞复述其成书缘起:“同人于戊戌(1898)八月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堂中课程,略仿日本寻常小学校,分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等科。读书一科,随编随教,本不足存,近欲录副者颇多,爰图画写稿,付之石印。”通过直隶学校司、京师大学堂、学部编译局的先后审定,文明书局版《蒙学读本全书》曾在清末风行一时;而无锡三等公学堂将日式“读书科”与“读本书”相结合的理想,亦有可能藉此获得推广。

据二十馀年后俞复的回忆材料,当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的创议者为吴稚晖、俞复、丁宝书、杜嗣程诸人;俞复常川在堂主事,“每日选编课书一首,令学生钞读,就本课中设问题数条令学生笔答之,……积至二十八年壬寅(1902)春,而成七编”;同年夏,俞复到上海与廉泉等创办文明书局,遂将其书印刷发行。吴稚晖、杜嗣程均为南洋师范生,有可能受到南洋公学编辑《蒙学课本》经验的影响。但《蒙学读本全书》的编纂者群体的形成,却更取决于无锡本地的士人交游。俞、丁、杜三人均为锡籍,吴稚晖虽自署籍贯阳湖,实亦家无锡。后来吴稚晖回顾身世,提及早年应选南菁书院,结识同院杜嗣程;“时流年相若,谈说文史,与南菁诸子相上下者”,则有俞复、廉泉、丁宝书、丁福保在内,诸人“每日夕必聚市间茶舍名春源者,据其一隅之晚红晴翠楼,对九龙山暮霭,杂谈训诂词章至嚣,辄引邻座惊怪。当时隐隐领袖其间者,则为廉泉。”春源茶舍地近崇安寺,当时无锡老辈甚至有目吴、廉、俞、丁诸人为“春源党”者;而后来三等公学堂的校舍,正是租在崇安寺内。

《蒙学读本全书》内封署“寻常小学堂读书科生徒用教科书”,作为与修身、作文、习字、算术等科并立的独立学科“读书科”用书,明确使用了“教科书”这一新概念。其分编结构不仅区隔了文字程度,更有区分学科之效:前三编多就儿童游戏浅理,附入启事短笺;四编以《论语》弟子章为纲,“专重德育,补修身书之缺”;五编汇集周秦子史寓言,“专重智育,为论理学之引”;六编“前半为修词,后半为达理”;七编选史、汉、通鉴、国策、诸子及唐宋以来古文,类似文章选本。尽管已有其它各科的专门教学,“读本”对于修身、论理、修辞等各科知识的补充与统合功能并未消退。稍为不同的是,许是因为编纂者的地方背景,较之此前《蒙学课本》等之偏重外洋奇闻或“格致”新知,《蒙学读本全书》更强调本土资源。故其宗旨,反对此前“读本书”食洋不化的“呆译”、“强译”,主张“编学级则务合日本,而所演游戏故实,则尽属吾国惯习之事”,题材亦尽取自子史古书。除了吸收以往蒙学课文单列生字、区分字类等经验,《蒙学读本全书》规划的学程较长,更有可能在课程中包纳歌谣、歌诗、古文等传统文类,实是为了弥补当时“坊间蒙书多用短句散语,殊少意趣,儿童诵而思倦”的欠缺。

此种本土化与渐趋词章的倾向,亦反映出教育时论的变化。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有署名“仁和倚剑生”者撰文提倡“小学书以读本为最紧要”,指出:“东西各国小学课书均以本国为主,必无旁及他国者。此定汉文课本最宜取法者也。约举其取材之法:实物、义训、数学、物理、性理、地理、艺业、言行、伦理、诗歌无不包举其中者,似文义甚浅,体裁甚杂,而非文学极深研几,能握其要,而又能合其序,不能恰合体裁也。”换言之,除了包括各科知识的功能,读本编纂更要讲究“文学极深研几”的素养。这里所说的“以本国为主”,已与南洋公学《蒙学课本》宣扬的格致救国思想有所区隔。原本被看轻(或仅视为工具)的中国文字、古籍,亦获得了正面价值,故曰:“小学课书之编,约而言之,宜以振兴汉学、保立汉族为正旨,其取材一以中国往籍为主,乃枢纽也。”考虑到此时已然开始蠢动的“国粹”、“国学”思潮,加之“以中国往籍为主”的取材制约,《蒙学读本全书》之坚持“浅近文言”,便不难解释了:

日本《寻常小学读本》,一、二编皆用国音白话。然彼有通国所习之假名,故名物皆可用之。我国无假名,则所谓白话者,不过用这个、那个、我们、他们,助成句语。儿童素未习官音者,与解浅近文言,亦未见有难易之别。况儿童惯习白话,后日试学作文,反多文俗夹杂之病,是编一用浅近文言,不敢羼入白话。

同样看过“明治十七年(1884)小学新读本、二十年(1887)小学新读本、二十七年(1894)小学新读本”的白话论者陈荣衮,早就发现日本读本“其第一本与第二本之上半卷,则全是日本俗语也”。但《蒙学读本全书》编者的观念却在此基础上更有进境:并未因为参考日本典范就单纯强调俗语文,而是注意到中、日两国有“国音”与“官音”之别。前者是已然统合方言的国语,后者是尚与方言并立的官话。后来成为教育论争焦点的“国语统一”问题,在此已初见端倪。采用白话之前应先有各地统一的“国音”,目前尚未有“国音”,方言区儿童学习官话与学习文言一样困难,故不如先习作文通用的“浅近文言”。

“一用浅近文言”,看似是在语言文字演进逻辑上得出的结论,但当时立身处世必需的文言写作训练,无疑是更实际的理由。文明书局所出《蒙学读本全书》由古文名宿吴汝纶题签,发行者廉泉是吴氏侄婿,其书第七编更可看作古文选本的变种。然则,与“浅近文言”课文相衔接的作文实践,是否就能通向古文家所谓格调义法?这一假设,仍需要从编纂理念与文本实际两方面来审视。就编者揭橥的宗旨来看,其中并无古文辨体的内容,倒可以意外地找到近代修辞学影响的痕迹:如《蒙学读本全书》二编“约旨”有“叙述语言与记事文法别为一类”的说法;第三编载录史地、物理学内容,更特地指出:“说物文辞,别为一体,逐段解释,文势断续,非若记事、论议,连属一气。故特分段详注,使读者易以醒目。后日作文,构造意匠,更无陵越失次之虞。”(粗体为笔者所加)这里所谓“叙述”、“记事”、“论议”、“说物”等,实际上正是后来通过日本修辞学著作流入的“叙事文”(narration)、“记事文”(description)、“议论文”(argument)、“解释文”(exposition,即说明文)等新型作文分类。尤其是《蒙学读本全书》三编对“说物文辞”(说明文)体式的自觉意识,更使其有别于早先同样旨在说明科学知识的其他“读本书”课文。不妨比较分别来自《蒙学报•读本书》与《蒙学读本全书》的两篇“说猫”:

猫者.家畜也.性能捕鼠.其实则与虎豹狮子同类.
猫之目与他目殊.最畏日光.故光小则瞳放大.光大则瞳缩小.而细如一线.且有夜明之能焉.
猫之鬚有知觉.恒量鼠穴之口.而定身之可入与否.又其毛摩擦生电.亦与他物特别者.
古时埃及人见猫之异,则以为神而敬拜之.此风俗之陋习.如中国人之以狐为仙.土耳其人以鸟通消息于鬼.无不崇事恐后.以及各处之拜牛拜蛇拜猿狖.要皆拜猫之类也.(《蒙学报》第93册,“读本书”卷四第十一课)

猫者。家兽也。穀食而成长。(猫之食物。)其状与虎相类。面圆额阔。足短尾长。身不满尺。(猫之形状。)其足有利爪。时出其爪以攫物。(猫卫身之物。)其性亲人。常依人而居。然怒则以爪侵人肤。(猫之性。)其见鼠也。矗尾直跃。攫而食之。百不一失。(猫能除害。)人以其能捕鼠也。故常养之。(结明人养猫之故。)(《蒙学读本全书》三编,第十八课)

前代文家有言:“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从传统文章辨体的角度来看,“说”体可以分属论辩、奏议、书牍等体类,但都注重解释义理,常与“论”体联称;古人多从游说、说服、说理等角度理解“说”的内涵,甚至含有诡谲不实的倾向。这与清末“蒙学读本”中《说猫》、《说笔》、《说风》等“说物文辞”追求科学描述的取向,实大相径庭。近代说明文旨在“说明事理之所以然,与科学之知识也。……是使晦涩者变为明晰,混乱者变为了当,影响者变为著明,使读者容易了解者也。”《蒙学报》的“说猫”课文在陈述知识之后,更有关于动物崇拜的一番议论,似乎还残存着笔记体论说的遗迹;《蒙学读本全书》则以克制、干净、清晰的笔触,严格贯彻了近代科学说明文客观描述、条理明晰的类型特征。总体而言,《蒙学读本全书》之注重作文“意匠”,注意中文自身的特点,却并未使其落入辞章家的故习;编纂者已有隐约的近代修辞学意识,故其课文反而更能准确而有节制地补充其他各科知识。

《蒙学读本全书》第七编直接取材于《左传》、《史记》、前后《汉书》、《战国策》、诸子及唐宋以降古文,并添加圈点,似乎与古文家的知识谱系相近。然而,其选文标准却透露出当下舆论界的新动向。编者指出:“是编皆节取历史中最有兴会之文,如名伶登舞台,声容荼火,鉦鼓嚣填,万头蠕动,剧场鼎沸,儿童想象当年之状态,安得不舞蹈再四,脑髓增长?”主张选取有“兴会”之史书,使儿童闻风舞蹈,令人想起梁启超《新史学》篇中“吾非谓史之可以废书法,顾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以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等文字。而试披览其选文,更不难发现该编前半部节略史书古文,均为关于战争之内容,“约旨”有云:“咸阳送戍,哭振云霄,由怯弱之素积也。立五洲竞争之场,正宜露我头角。是编将吾国二千年战史,豪杰骏雄之方略节取而汇录之。儿童读此,庶热血湓涌,共有爱国敌忾气象,以成完全之国民。”是即此前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篇之宗旨。又七编后幅多取先秦诸子、《战国策》的折冲辞令,盖编者以为:“吾国知识之活动,以战国、嬴秦为最盛,《国策》、诸子皆知识之现状。”亦与同时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春秋末及战国为“全盛时代”的观念相符。

关于“蒙学读本”与同时期报章舆论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段节录或观点借用,更可从蒙学课文的描写中观其一斑。从南洋公学的二卷本《蒙学课本》开始,“新闻纸”一词就频见于各种蒙书。或将新闻纸与史书并列,指出二者同有记载功能:“史记载前代之事,新闻纸载近日之事,二者皆所以广人之识见者也。”或强调新闻纸使人不出户尽知天下事:“人在家中,不能知门外之事,最以为苦。自有新闻纸,将各种要事,印于一纸之中,人但出钱数十文,即能购阅,岂不甚便?”甚者用看新闻纸的“特权”来引诱孩童读书:“小儿多读书,即能看新闻纸;能看新闻纸,即能知天下之事。小子,尔等欲学看新闻纸乎?多读书可也。”戊戌年(1898)张之洞发布《劝学篇》,指出阅报能使“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从而构建关于国家、世界的认同。近代教科书强调常识普及性,报刊则越来越注重新闻即时性,二者功能有所不同,读者设定亦有参差,但其所传达的知识、言论乃至文体实不无趋同之处。“浅近文言”的文体设定,未必要通向古文辞章之学的堂奥,却期待着能与阅报、读新学书所要求的文字能力相对接。

三 作为“国文”的浅近文言

1900年,日本文部省颁布新制《小学校令实施规则》,将“读书及作文”、“习字”二科合并,定名为“国语科”。近代日本中小学校的国语学科,至此完全成立。然而,正如《蒙学读本全书》编者所预见的,在统一的“国音”达成以前,“国语”并没有作为一门学科被移植到中国。取代学制酝酿期借自日本旧制的“读书科”,官定学制当中有关语言文字的学科,先后有“字课”、“习字”、“作文”、“读古文词”、“词章”(以上壬寅学制)、“中文”、“文学”(以上湖北学制)、“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以上癸卯学制)等名目,民间教育实践者则通称之为“国文”。可能由于“国文”之称的便捷,朝廷亦很快加以采用,较早的例子可以举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部颁布的《奏定女学堂章程》。

然而,指代学科的“国文”既非中文语境的固有名词,相对于“国语”而言,亦非明治时期日文的常用词。日文的“国文”一词,既指文字,又可泛指文体、文学,本是与“汉字”、“汉文”相对立的概念。明治中期,在西洋文学观念与国粹思潮鼓舞下,学者用“国文学”来对译德文的National-Literatur概念,使之成为专攻本国文学的学科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1854-1936)就曾撰有题为《国文小学读本》的教科书,作为华族女学校幼童的入门教材。其所谓“国文”,是“称呼普通的日本文的名词,自然不是指古代的雅文,然而也不是指今日流行的汉文训读样式的文字。”稍后,关根正直(1860-1932)撰成《近体国文教科书》,针对同类教科书取用“雅文”、“古文”的偏颇,提倡“以日用通行为目的,记录当今言事”的“近体国文”。其最为注重的,正是“国文”塑造国民、国家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国文者,贯彻国民一统,与人同胞一体之感觉,作为一国特有之显象,其功能在于:对外国可以充当坚固国民结合力之一元素,故就国家利益而言,乃极为重要之物也。

此后更有语言学者上田万年(1867-1937)的《国文学》等书出世,进一步提倡近世应用的国文观念,指出:“诏敕及一二建白书等……,当明治新政府成立之际皆为国家基础,故在国文中亦为最重要者。”然而,关根与上田两种“国文”教科书,都带有文学史读本的色彩,并非初学启蒙用书。在明治后期的日本学制中,“国文学”作为文学史专门学科,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国语科”逐渐分途。这与清末民初中文语境中“国文”泛指从初学识字到古典辞章全部语言文字之学的用法,实有所不同。

“国文”概念的成立,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近代国家观念的萌发,继而要求通行全国、代表国民精神的文字;二是作为“国语”(即“普通语”)的代用品,“国文”亦需要有“普通文”的共识。《蒙学报》所译《日本小学校章程》即强调应采用“普通国文”,至《蒙学读本全书》,更提出“一用浅近文言”的规定。而在“国文”的说法流行之前,国人对于蒙学阶段的语言文字训练,亦不无自创的学科归类。早期《蒙学报》即将有关语言文字的内容归入“文学类”。杜亚泉《绘图文学初阶》亦称之为“文学”,其书卷五第七十三课介绍学堂有“普通学”:“先蒙学、次小学、次中学,三者皆普通学。普通学者,如经学、史学、文学、算学、格致之类,无论将来欲习何业,皆有用处也。”此种作为普通学的“文学”,基本等同于“读书科”,却与古典或今义的“文学”概念都有所差别。

问题在于,新式蒙学的“文学”教育,在教授识字、阅读、作文的同时,仍在课文取材上分担着传授其他各科普通知识的任务,这一附加功能甚至反过来影响到“蒙学读本”的文体选择。“普通知识”与“浅近文言”看似相辅相成,却也并非无人意识到二者潜在的冲突。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文明书局的主办者廉泉禀请管学大臣张百熙鉴定《蒙学读本全书》,次年又促成直隶学校司通饬全省各学堂定购。其时壬寅学制业已颁布,廉泉此举意在扩大新学制下《蒙学读本全书》的影响和销路,却遭到其堂妻弟吴闿生的反驳。作为古文家吴汝纶之子,吴闿生曾游学日本,壬寅年(1902)更随父在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就职于直隶学校司。在日留学时,吴闿生受到国粹思潮的影响,取与自幼浸染其中的桐城古文之学相汇合,固守古文的观念日益坚卓,反而丧失了其父晚年接纳西学的通达态度。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吴闿生在《经济丛编》上发布《与廉惠卿部郎论蒙学书》,对文明书局“以编辑蒙学书为宗旨”不以为然。当年主攻“专门学”的留学经验,使吴闿生难免要对“普通学”抱有偏见;但其利用古文眼光批评当世蒙学用书,倒也不无独到的见地。

吴闿生批驳的重点,不在于“外国通行”的俗语启蒙,而是“蒙学读本”对各科新学知识、名词的灌输。在他看来,这与旧时蒙馆之记诵经训、揣摩科考并无不同。吴闿生提到外国中小学学业极浅,是因为其语言文字不甚相远,“初无文学之事”;中国则不同:“吾国既以文字立国,今未能遽废,学者不通文理,将来万事不能为;……中国学问之要,固无出于文理之右者也。”因此提倡教育儿童重在开导文理,文理既明,则一切新学可以自看自明,所以蒙学只需设二科:一学汉文,一学英语。如此主张,固然失之偏激,且提倡教文理后可以读一切新书,仍未脱仅视语言文字为知识工具的逻辑。但吴闿生的古文背景毕竟照亮了蒙学实践中往往被“普通知识”淹没的“文理”。其提出“以文字立国”的观念,说明文字除了充当科学津梁,更有确立国族认同的大用。从国家意识的层面来认知的“国文”观念,到此已呼之欲出了。

将历古相传的文章视为“国粹”或“美术”之一种,作为清末民初“国文”教育在中学以上高端学程成立的重要条件,实际上取自日本“国文学”设科的思路,在此不拟展开。顺着“蒙学”或普通教育的线索下来,采用新法教学的“应用国文”,才是学制颁布前后普通教育试验的重点。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刘师培出版《国文典问答》。此书作为“小学校国文教课本”,仿照丁福保《东文典问答》的体例,引进以语法、修辞学知识为主的“文典”体式。其书第一章“总论”有问道:“何谓国文?”答曰:“凡居一国,不可不先习本国之文,国文者即中国之文也。”在附录的《国文杂记》中,刘师培更指出:“中国人动言中国文辞非他国所及,岂知西人之于文字也,皆有一定之规则,不可稍违。而中国之所谓文法者,仅曰效周秦诸子,效八家已耳。……欲授国文,先自罢诵古文始。”又说:“中国国文之弊,正坐雅俗之分太严。”刘师培拿“国文”跟“古文”、“雅文”相对立,正与吴闿生出自古文立场的言论针锋相对。此时刘师培尚未接受“国粹”话语,仍提倡“国文”采用新法教学,注重西式的语法知识,认为“中国于国文最有妨碍者,以背书之弊为最甚。……中国国文之所以无规则者,由于不明论理学也。”可知关于何为“国文”或“文学”,教育言论界可能存在相当分歧的观点。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曾与刘师培在中国教育会共事的蒋维乔,受商务印书馆之托开始编辑教科书,是即次年二月问世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尽管最终采用了“国文教科书”的名称,蒋维乔日记先后称之为“蒙小学教科书”、“小学读本”、“蒙学读本”;正式出版后,英文扉页题为“Chinese
National Readers with
Illustrations”,仍可看作是在学制酝酿期“蒙学读本”(reader)序列的延长线上。作为整个商务编译所“最新教科书”分科系列之一种,《最新国文教科书》有日本教科书编纂者的参与,又配有《教授法》,引进了“分段教学法”的新体制。初版所署编纂者为同隶常州籍的蒋维乔、庄俞、杨瑜统三人,校定者包括商务编译所的高凤谦、张元济,以及来自日本的前文部省图书审察官小谷重(生卒年不明)、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槇太郎(1864-1942)等。该书久已被视为清季民初国文教科书的典范,关于其成书缘起、版本、编纂者、校定者,出版史界亦有较为可靠的考证。故在此可专述其文体倾向继承“蒙学读本”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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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乔等《最新国文教科书》,光绪三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蒋维乔早年肄业南菁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南菁改设学堂,遂兼习新学,继而赴沪与维新志士相交游,“学识始有归宿,而把定东文(日文),革宗旨矣”。接受编辑教科书任务时,蒋维乔已在蔡元培、吴稚晖主持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担任“国文教科”。其日记抄录“日本人所拟蒙小学读本材料”,提到:“读本以教日用普通文字为主眼,其文以为国文模范。如蒙学第一年用短句短文,字画由简而繁,造语由浅入深,排次关系须极留意,稍进则择题目材料,分属能文之人操觚最好。”并指出读本材料不妨兼采历史、地理,但文字上须有所区别:“记述之法,读本主雅鍊、有趣味,故不妨稍涉详细。”读此可知,当蒋维乔编辑教科书时,对日本旧学制关于“读书科”及“读本书”的规定,已有所了解。

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东方杂志》创刊号刊出《最新国文教科书》广告,指摘当时坊间各种蒙学读本之不合用:“或程度过高,难于领会;或零举字义,不能贯串;或貌袭西法,不合华文性质;或演为俗话,不能彼此通用。”《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卷首列有“编辑大意”,对此前新编训蒙各书或者“语太古雅,不易领会”,或者“语太浅俗,有碍后来学文之基”两方面都有所批评,实际上正是延续《新订蒙学课本》、《蒙学读本全书》排除过雅过俗、追求当世通用的文体标准。而关于文、白之间的抉择,则申明:“本编虽纯用文言,而语意必极浅明,且皆儿童之所习知者。”亦与当初《蒙学读本全书》“一用浅近文言”的宣言相一致,不仅照顾到目前言、文不一致的现状,更着眼于儿童“后来学文”的方便。再从课文内容来看,蒋维乔原计划在每册六十课中包括“理科、历史各十五课,地理九课,修身、实业各七课,家事、卫生、政治、杂事共七课”,成书后列有立身、居家、处世、“事物浅近之理由”、“治生之所不可缺者”等门类。《最新国文教科书》虽然被明确为“国文”一科的教科书,却仍带有此前“蒙学读本”统合、补充各科知识的功能。

《最新国文教科书》编者枚举当世蒙学书种种不足,同时亦继承了“国文教科书”成立以前“蒙学读本”系列的编纂经验。三十多年后蒋维乔回忆“教科书之草创”,虽不无错乱之处,却仍对南洋公学两种《蒙学课本》、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等前例念念不忘。此种著作类型的继承关系,亦可以从课文本身得到印证。《最新国文教科书》的不少课文题材,如地球、中国、孔子、义和团、各种自然现象,以及每册结末集中教学的书函格式、契约写法等,在以往课文“蒙学读本”课文中早已屡见不鲜。至于课文本身的传承,不妨举先后见于南洋公学《蒙学课本》、《新订蒙学课本》、杜亚泉《绘图文学初阶》、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以及《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华盛顿斫樱桃树”故事为例:

华盛顿,米利坚国开国之主也,各国之人鲜不知其名者。少时或授以一小斧为玩具。顿戏斫庭前樱桃树,削其皮。父见而大怒,然未知顿斫之也。顿初犹豫不敢言,卒乃自白曰:“此实儿所为也。”父喜其诚实,抱而语之曰:“樱桃千株,能及诚实之可贵耶?”《礼记》曰:“幼子常视毋诳言。”年幼之人,须常教之以勿妄语也。如顿之父,可谓善教矣。(《蒙学课本》卷一第六十九课;同课亦载《新订蒙学课本》三编课七十一“华盛顿”,结尾略有改动。)

美总统华盛顿少时,其父酷好樱树,尝植数株于庭前,爱护珍惜,过于常物。一日,华盛顿嬉于庭,时年仅八岁,不知樱之可爱,且不知其父之好之也,戏以斧伐而断之。继而其父见之,大怒,严诘华盛顿曰:“谁伐予树?”华盛顿大惊失色,愕然不知所答。忽悟曰:予虽触父之怒,不可不为真实语。乃告父曰:“是非他人,实儿所为也。”其父亦贤者,忽变色喜曰:“予不怒汝之伐吾树,而喜汝之不为欺诈也。”夫人必以不欺者植之基,而后能有功名事业。他日八年血战,脱羁绊而独立者,皆此不欺之一念激之也。(《蒙学读本全书》四编第七十七课“华盛顿不欺其父”)

华盛顿少时,游园中,以斧斫樱桃树,断之。其父归,见而怒曰:“樱桃吾所爱,谁斫之?”家人惧,不敢言。华盛顿趋至父前,自承曰:“斫园樱者,儿也。”父遽释怒,执其手慰之曰:“汝能不欺,予不汝罪矣。”(《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四册第三十二课“华盛顿”)

据学者初步考证,华盛顿斫樱桃树故事之传入,可上溯到咸丰五年(1855)传教士杂志《遐迩贯珍》所载《少年华盛顿行略》。在清末“蒙学读本”行世的数年间,华盛顿由“米利坚国开国之主”到“美总统”,进而成为即便对小学生亦无须费辞的外国名人,相关课文亦日趋简捷明瞭。但需注意,上引三篇课文所属学程并不相同,前二者在“蒙学”后半段,《最新国文教科书》第四册则是供五年制初小第二年所用,尚处于初学阶段。其课文生字较少,多用二三字之短句,亦无多馀的议论或介绍,似乎可算是“儿童之所习知”的浅近文言。然而,正如编者自己指出的,文言短句亦有“不相连贯,则无意味”之弊,有时反而造成阅读的障碍。即便是《最新国文教科书》第四册的初学课文,亦难免要用到“遽”、“斫”等难字;而如“不汝罪”这样的倒装句法,更是此前《新订蒙学课本》初、二编所竭力避免的“文中所有,语中所无”的情形。

《最新国文教科书》在占据清末教科书市场巨大份额的同时,亦面临着教育改革急进论者的批评。光绪三十三年(1907)陈荣衮撰《论初等小学读本》,执日本小学“第一年读本全是谈话体,第二年是半谈话、半文章体”为标准,遍阅国人所出各种小学教科书,以为唯有会文社《女子小学读本》及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之一、二册差强人意。而其锋芒所指,所谓“人人心目中之某印书局之小学读本”,实即商务版《最新国文教科书》:

今止就人人心目中之某印书局之小学读本,而随手拈其三数语,以为商榷焉。编者曰:深者不适用也。然第一年读本有舒、泰、觅、捕等字,第二年读本有煌、骤、簏、麓、燠、鬻、啮、诞等字,得不谓之深乎?编者曰:句短者不适用也。然第一年读本有“甫至卧室”、“甫掀帘”等语,第二年读本有“闻乐声,弟悦甚”,“羊悦,谢狗,狗去,狼食羊”,得不谓之过短乎?彼编者曰:字画繁者不适用也:然第二年读本有啮、鬻等字,岂无咬、卖、沽等字易之,而得不谓啮、鬻等字为字画太繁乎?

陈荣衮列举《最新国文教科书》卷首《编辑大意》所揭用字、造句宗旨,揭发其与课文实际的不一致,背后支撑的理念,则是同期日本小学校读本所采用的“谈话体”。商务版国文教科书文言体式的一大特点,是在第一册就“限定名字、代字、静字、动字、状字”,而尽量减少“乎”、“哉”、“也”、“矣”等文言叹字、助字的使用。类似体例,实已见于《蒙学读本全书》一编“不及叹字、助字”的规定。其编者认为:“叹字传神在发语之先,助字或在语中,取疑决之神,或在语间,作顿宕之势,初读书时,均未易领悟。”但在主张用白话浅说启蒙的陈荣衮看来,“乎”、“哉”、“也”、“矣”尚与“吗”、“咯”、“啦”、“呢”等白话相通,删去助字、叹字,反将导致“使童子读无语气之书”的结果。

小结

与五四新文化人构建的进化论式文学演进图景有所不同,从“蒙学读本”到“国文教科书”的文体选择,在趋向“浅近文言”这一共识的同时,甚至出现了偏向“文”、“雅”的势头。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清季最后十年中,介于古典词章与现代白话文之间的所谓“普通文字”究竟为何物,文、白、雅、俗等对立概念产生的的脉络与限度又如何。《最新国文教科书》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制颁布前后蒋维乔、高凤谦、张元济等趋新者理想中的“国文”形态,亦的确塑造了清末新学制下许多小学生接受的“国文”教育。但这一文体理想与学科框架,却来自此前从戊戌(1898)到壬寅(1902)“蒙学读本”书与“读书科”教学的尝试。外来的“读本”体裁与“读书”学科有效容纳了各科“普通知识”,使得本来以获得语文能力为宗旨的读书教学同时充当着科学津梁,其文体越来越指向新学社会通行的报章文字、科学书籍,甚至充斥着新名词。而在其他学科教学及教科书相继完备的挤压下,“蒙学读本”亦日益凝练出其独有的词章倾向与文章分类理念。

学制酝酿期各种“蒙学读本”的文体意识相继萌发,同时也意味着语言文字成为独立学科意识的浮现,最终成为“国文”学科及教科书兴起的一支重要资源。然而,有别于民间教育实践者致力的初学启蒙,几乎于此同时,在学制、学程设计的较高层次,就如何继承传统小学与词章之学的遗产,另一种关于“国文”言说亦正在“国粹”、“国学”等新鲜话语的激发下兴起。上下两股“国文”潮流相汇合,才最终确立了清末官定学制中层次复杂的“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学科。

(注释请参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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