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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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左)与徐迟

在中国报告文学史册上,徐迟是赫然醒目的存在。“文革”刚结束,他就阔步走进报告文学园地,推出《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等作品,以非凡的艺术成就和开拓精神为报告文学书写下一页辉煌。徐迟的成就和贡献在于,在遵循真实性原则基础上强化报告的文学性,并在题材开拓和开掘、科学家形象塑造、情感表现和诗性报告等方面取得诸多突破,有力地促进了报告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徐迟创作及巨大影响已经成为过去,但昭示其创作成就和成功真谛,仍具有现实警示意义。

雾锁间关知然未尽然

徐迟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学的天空即将放晴、但乌云仍旧笼罩的语境中阔步走进报告文学园地的。这意味着他必将面临严峻的局势和诸多束缚。其时,“工具论”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创作理念仍被扭曲误解——如视其为文艺战线的“轻骑兵”,要求迅速反映时代前进的脚步,配合政治宣传等等。徐迟固然才华横溢,富有探索勇气,但仍感受到诸多束缚,无法放胆创作。而多年的灌输训育,变形扭曲的观念已内化为创作追求的组成部分,即使被捆绑着也浑然不觉,甚至觉得原本便该如此——束缚于心的悲剧致使他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很多精力和才华耗费在缺少意味的酸辣处。

徐迟是有抱负的报告文学作家,即使倍受束缚也要遵循规则,奋力前行。其作品如《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均系遵命创作,踩着政治宣传的鼓点发表,且以此为快意。由此便决定了创作的艰难和局限。如《石油头》,按照当时的标准写“王铁人”的先进事迹,笔墨只在表现其忘我劳动、积极奉献的工作层面上,不敢涉及个人生活和心理世界的雷池,甚至连名字都怯于写出。固不能说是新闻报道,但艺术含量稀少、感动力欠缺是无争的事实。及至写《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等篇,艺术民主空气渐浓,但束缚仍旧存在,拘谨和宣传的痕迹依旧明显。

徐迟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他非常清楚并且一再强调,报告对象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是刻画性格、塑造形象的重头戏。在采访对象、熟悉生活过程中,他也掌握了丰富的素材,对他们的人生遭遇和心理世界有深切的体验和感受。但他知然而未然,材料取舍和内涵挖掘、事实运用和人物解读都大打折扣。他像当时的许多创作者那样习惯于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做文章,将很多材料提高到政治平台上解读使用。李四光是地质学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他执意将地质学与民族国家的政治联系起来,对他的许多研究进行政治学解读和阐释——“靠谱”但有放大之嫌。陈景润在“文革”中备受折磨,他在逆境中坚持研究、奋力攀登,是悲剧英雄的逆天壮举。徐迟对此体会深切感受强烈,但在创作中“点到为止”,却刻意选择他生病住院等材料以表现其政治立场,为突出党的领导干部对他的关心,在春节送苹果上渲染铺张。《生命之树常绿》对蔡希陶的家庭生活、儿女情长乃至开创事业的艰辛漠然罔顾,却侧生枝杈把中国与缅甸两国总理会谈的情景拉进来,让他尴尬地侧身其中。徐迟擅长议论抒情,却因笔墨耽于时代政治,其所议既非恒理,所抒也非常情。随着所属时代的远去,有些文字感动力尽失,有些文字伤雅厌眼,影响阅读情趣。

以徐迟的艺术修养和创作经验,他完全可以避免这类情况。但展读作品,刻意描写的笔墨屡屡出现,足见时代文学环境之劣和所受危害之深。

但这不是徐迟创作的全部,甚至算不上影响整体的内容。在束缚多重而严峻的时代,他付出巨大努力深入生活,鼓起巨大勇气挑战困难,突破包括自身局限在内的诸多限制,取得辉煌成就。他做了当时众作家能够做的,也做了很多作家没有做到的,摘取了报告文学的艺术皇冠。今天读徐迟,叹惋之余,应该珍视他的挑战和超越,珍视他蘸着血汗和激情写下的那些释放自我、表现真感受、抒写真性情的文字,更要珍惜他成功的经验。

植根生活走向“自由王国”

徐迟经验是什么?似乎可以归纳很多,但我们看重的是他将艺术之根深植生活沃土和对象内心世界、为抵达“自由王国”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报告文学介乎报告和文学之间。报告对象是客观存在,创作可以虚构但必须经得住实际检验。真实性原则是报告文学的“必然律”。“必然律”为作家熟悉对象提出了很高要求。作家必须走进对象的生活世界,开掘材料资源,把握其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对此,徐迟深知熟知。为适应这一要求,变“必然律”为自然律,他花费的时间之多,工夫之深,用力之勤,用情之重,超出想象,值得钦佩。

徐迟选择在自然科学领域奋力拼搏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物作为报告对象。自然科学是高深莫测、令人起敬生畏的世界,长期与文学隔膜。他以巨大勇气挺进这一领域,走进科学家们的生活,熟悉他们的工作和事业,体验他们攀登科学高峰的历程,感受他们奋力拼搏和艰难跋涉的乐趣。这种深入和体验带有徒步登月的意味。数论、地质学、遗传学、植物学、物理学等等,对他而言,均如天书一般深奥艰涩,枯燥乏味。像陈景润“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一样,他以顽强的毅力“挺进”对象的研究领域,艰苦卓绝,锲而不舍。采访似乎简单,接触也不困难,而要深入了解,就要熟悉他们的研究内容,阅读研究成果。阅读成果是深层次的交流和体验,但交流的渠道殊不畅通,体验也障碍重重。他读了很多相关书籍,花费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却无法读懂他们的研究成果。但他不灰心,不放弃,经过痛苦煎熬,终有所获。依靠阅读体验,他生动地描绘了陈景润“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向陡峭的巉岩升登降落”的情景;读了李四光数百万字的著述,对其新华夏构造体系和地质力学及其意义有了深切认识,感受到他的地质学论文里蕴含着“火辣辣的深意”,“隐藏着凛然不可侵犯的中华民族精神”,他说李四光的《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借用地质学语言“宣告了祝福伟大祖国诞生的强烈感情”,并将文章结论——“随着地球旋转加快,亚洲站住了,东非西欧破裂了,美洲落伍了!”镶嵌在诗性解读和生动描绘中,写出“惊人的科学预见!它和成群的海鸥一起,尾随着这艘货轮,飞翔起来了!”这等神来之笔!

报告文学有写人与写事之别,徐迟着眼于人物,致力于刻画性格特征,塑造科学家形象。每个生命个体都是复杂而阔大的世界,科学界精英的生命世界深邃卓异,富有传奇色彩。这为他塑造形象奠定了基础,也为熟悉他们增加了难度。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是否真正走进他们的生命世界,把握住性格特征。徐迟的成功在于,用心灵感受他们生命历程的悲欢离合,体验他们生活和事业的喜怒哀乐,对他们的精神世界有独到的认识、深切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如他说陈景润,“生活在数学之中,他不是我们这个大地的人,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人”。他“全心全意、不折不扣浸泡在数学领域里,他可以抛弃一切来从事科学研究”,其“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在科学道路上奋力攀登的意志和脚步;蔡希陶是“大自然的儿子”,“也是大自然的父亲”,他的生命和植物动物“化合在一起”。这些认识为他描写人物心理、刻画性格特征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上所述,尽管他没有真正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表现他们的悲欢离合,但他对人物性格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却帮助他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为他放开想象、合理虚构、诗性描写提供了巨大空间。源自时代和内心的束缚和限制似乎失去了法力,被幽闭的经验和才华得到释放。他在自由王国纵横驰骋,僵硬的握笔变得舒展自如。叙事、抒情、议论、描写多种笔墨并用,辗转腾挪,摇曳多姿。那诗意浓郁、潇洒飞扬的语言风格,纵横捭阖、变化多端的艺术结构、体察细微的心理刻画和生动感人的细节、夺人耳目的开篇和启人深思意味深长的结尾,也都表现出潇洒自由的创作情态。而著名科学家如陈景润、李四光、蔡希陶等,也因此从成就卓著的“报告对象”成为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文学形象,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报告而有诗性特征

《地质之光》等作品发表的时候,创作和理论百废待兴而未兴,报告文学是“报告”还是“文学”、报告与文学孰轻孰重等问题还没厘清,甚至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很多作家在扭曲的观念影响下创作,作品大都处在“平面报道+拘谨的艺术描写”层面上。徐迟拒绝新闻记者式报告,拒绝再现和反映。他尽管知道报告文学要坚持纪实性原则,仍执著自我表现,对创作对象进行诗性报告。其创作带有鲜明的诗性特征,并以此赢得广泛赞誉。

徐迟创作的诗性特征表现在事实报告、性格刻画、细节描写、篇章结构、语言运用等方面,并在很多方面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而主观抒情既是诗性之源,也是突出表现。他是抒情诗人,惯于抒情也善于抒情,创作报告文学也以抒发感情、表现主观感受为旨趣。而科学家们的辉煌成就和崇高精神激发了强烈的感情,在创作过程中有时泪流满面,有时激情汹涌,抒情性报告随处可见。这在长篇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已经初见端倪,强烈的抒情和诗性的议论俯拾皆是,书写对象始终处在热情洋溢的抒情气氛中。常书鸿、孙健初是现实生活中实有的人物,也是或者说更是作家“诗性报告”的人物。《祁连山下》创作于“百花”年代,在“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的创作环境中,徐迟放开胆量抒情达意,笔墨酣畅如山泉飞泻,欢畅快意地奔腾。但随后寒霜侵袭,他便戛然而止——《祁连山下》草草杀青。新时期创作报告文学,寒霜依旧覆盖,创作路上障碍重重,他坚持诗性追求,创作过程是其拥抱对象、燃烧对象、融化对象的过程,也是激情宣泄和诗性报告的过程。即使面对深奥的数学公式,他都动情地说,“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

徐迟报告的诗性依赖也表现为语言。徐迟的语言功底甚深。他是翻译家,曾经深深地浸润在外国语言的艺术海洋,于潜移默化中领悟到外语的堂奥,并自觉地采撷精华汲取营养。如语法词汇修辞,如欧化半欧化的句子,或者移植师法,或者创造性运用,强化了语言的逻辑性和表现力。在《祁连山下》和《地质之光》中,欧化句子屡屡可见,对于描写有国外留学背景的对象、表现他们的生活修养和事业成就,刻画性格心理,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他得意和自傲的是对中国古代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古典文学言简意赅,极富表现力。无论诗词歌赋还是散文都诗意盎然;大赋虽有华而不实之弊,但词藻堆砌华艳,写景状物酣畅,抑扬顿挫有节奏,铺张扬厉有气势,深得徐迟赞赏。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语言如“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尘,削铁如泥”等,均与他广泛汲取中外语言资源密切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徐迟讲究修辞造句。他拒绝华而不实,更反对平铺直叙,其语言修辞或者含蓄蕴藉,或者激情汹涌,或者笔墨厚重,或者轻灵飞扬,力求概括精准,描写生动,取喻形象。出格并添彩的是,他看重甚至倚重对仗,视其为优秀传统,甚至提升到语言哲学高度认识,百用不厌,效果甚佳。如用“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概括陈景润的处境,加强了报告的周密性和逻辑性;如“中南海上,轻尘不飞,勤政殿前,纤罗不动”,如“一个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台台的戏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则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严肃的历史事实。对仗加强了节奏感、音乐性和抒情性,是其诗性报告的重要构成。

情浓语美,如鸟之双翼,助徐迟创作冲破云层,翱翔于文学上空,启示着通往成功的蹊径。

徐迟及其创作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且因时代局限和审美情趣变异而失去审美接受的辉煌。但历史如鉴,烛照现实也启示将来。纵观当下报告文学现场,有多少作家像他那样植根生活沃土、植根对象的心理世界?大数据时代,滚动鼠标就可以获取海量材料,剪辑拼接即可敷衍成文。这为作家获取材料、了解对象提供了方便,也助长了疏远生活现场和创作对象、凭借数据材料创作之风。当年徐迟选择这一体裁是害怕生活积累不足而看重篇幅短小的优势,且在创作中一再压缩篇幅,表现出明智而严肃的创作态度。而今作家缺少生活材料和情感经验,却使劲拉长篇幅,动辄数十万言。其中,固然有艺术珍品,更有缺少生活含量、艺术含量和情感含量的拼盘。报告文学疏远了生活,必被抑或说已被读者疏远。当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营造了街头巷尾热议、洛阳纸贵空前的火爆景象,而今业内人士却为读者疏远报告文学痛心疾首。热议和疏远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否有深切的生活体验和饱满的生命激情无疑举足轻重。因此,重温徐迟经验,对匡扶当下创作积弊,推动报告文学健康发展,颇具警示意义。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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