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本文以入读研究生为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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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王瑶与学生们在一起。 前排左为钱理群,右为吴福辉。
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陈平原、张玫珊、温儒敏。

编者按

作为一代学术大家,王瑶先生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他留下的诸多经典著作中,更在于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学科建设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陈平原教授截取“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这一片段,在生命史和学术史的交汇中,生动地描画出王瑶先生晚年的学术状态,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启示。本文收入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陈平原编)一书,感谢陈平原教授授权发表。

著名文学史家、原北大中文系教授王瑶先生(1914—1989),其作为学者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华十年(1943—1952),即从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及闻一多)攻读硕士研究生,到受聘清华大学教员、讲师、副教授。此前的王瑶,于1934年入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在学期间,积极参与左翼文艺运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第45卷《清华周刊》总编辑;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没有随大学南迁,而是回家乡平遥,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方才于1942年9月在西南联大复学,一年后大学毕业并考上研究生,从此走上了学者之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本科生统一管理,研究生则分属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故本文以入读研究生为王瑶“清华十年”的起点。

1952年9月,因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清华文科各系并入北京大学,王瑶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副教授,1956年晋升为教授。这第二阶段含十年文革,一直延续到1977年底。二十五年(1952—1977)间,王瑶偶有春风得意,如1954—1958年任全国政协委员、《文艺报》编委等;但更多的时候被当局视为自私自利、落后分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反动学术权威,一遇政治运动必挨批斗,写检讨成了家常便饭[1]。

至于学者王瑶的第三阶段(1978—1989),之所以从1978年说起,那是因为,当年3月王招收硕士研究生,从八百名考生中录取了七人,从此以讲学为主,兼及个人著述与社会活动,一直到1989年病逝。

若此说成立,谈论王瑶生命形态三阶段,可分别对应现代中国的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考虑到从学术史角度表彰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和《中国新文学史稿》,或从政治史立场辨析五十至七十年代北大教授王瑶“丰富的痛苦”以及“挣扎的意义”,学界已多有论述[2],本文拟从“八十年代”中国大学重新崛起这一特定视野,辨析王瑶的生命特征及存在意义。

三代人的共同舞台

所谓“八十年代”的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一般都从1978年说起——那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持续大讨论,史称“思想解放运动”;那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把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值此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教育界发生了两件大事:那年2月,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即“七七级大学生”)入学;那年9月,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走进校园——后者毕业时适逢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1981年
5月20日),包含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中国学位制度从此建立。就在此“八十年代”的大舞台上,65岁的北大教授王瑶信心满满地登场了。

如此叙述,面临一个困境,即对八十年代中国“青春勃发”的记忆,必须重新定义。在我看来,那时的中国,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整个社会意气风发、生机勃勃,如此“美妙的春光”,不只属于“年轻的朋友们”[3],更属于全社会。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光,整个社会具有高度共识,立场及境遇迥异的人,基本上都对未来充满憧憬与期待。对于学界来说,凝固多年的“时间”开始解冻,“春风”真的“又绿江南岸”了。于是,学术舞台上,三代人同时翩然起舞——既有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又有四五十岁的中年教师,更有六七十岁的老学者。

九十年代中国学界有句戏言,称中国大学乃“33—55—77”,意思是说,1933级、1955级以及1977级的大学生,因其特殊经历(参与一二九运动及全面抗战、反右及大跃进、文革及上山下乡),日后在政治或学术上多有优异表现。这种说法很有趣,但不太靠谱。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末入学的大学生,其特殊的政治阅历、学术训练、思想潮流及发展机遇,影响了其在“八十年代”中国舞台上的表现。有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有人拽住青春的尾巴荡秋千,有人则“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大家都希望“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一时间,中国学界风起云涌,百舸争流。

王瑶也不例外,1980年元旦赋诗一首:“叹老嗟卑非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十年浩劫晷虚掷,四化宏图景可夸。佳音频传前途好,险阻宁畏道路赊;所期黾勉竭庸驽,不作空头文学家。”[4]此等老年人表决心的诗句,前有唐人刘禹锡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后有时贤叶剑英的“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八十抒怀》)。考虑到文革刚结束时,叶剑英的声望如日中天,王先生的“元旦抒怀”明显受叶诗的启发。

“叹老嗟卑非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如此诗句,很能凸显时代风气——不仅后生小子,连老教授也都奋起直追,希望有所作为。有趣的是,三代人挤在一起,居然不觉得舞台太小,或必须以邻为壑。代与代之间,不能说没有矛盾,但那些磕磕撞撞均在可控范围内;而且,因可争夺的利益不太明显,大家都习惯于“向前看”。如此难得的机遇,很大程度受惠于十年浩劫造成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代人因学养、精力、位置的不同,开始逐渐分化,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具体到王瑶,作为北大名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学界备受尊崇,终于可以昂起头来,旁若无人,口衔烟斗,骑脚踏车在北大校园里“横冲直撞”了。

真所谓“好花易谢”,几番风雨过后,充满激情、理想与想象力的“八十年代”终于落幕了。就在大幕落下的那一瞬间,具体说来,就是1989年12月13日,王瑶先生外出讲学期间病逝于上海。

王瑶去世后,不少报刊顶着压力,发表各种悼念文章。北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积极筹划的《王瑶先生纪念集》,则于八个月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老中青三代学者竞相撰写怀念诗文,除了个人情谊,更因很多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故文章中的忧伤、愤懑与感怀,既指向王瑶本人,也属于那个特定时刻的精神氛围。

作为学者的遗憾

作为饱经沧桑的著名学者,八十年代的王瑶,不用再写检讨,可以肆无忌惮地挥洒才华了。可很快地,王先生意识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人文学者来说,65岁并不是无法逾越的坎。1981年,王瑶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宣读广受好评且日后多次获奖的《<故事新编>散论》,一时意气风发。助手钱理群曾描述王瑶撰写此文时的精神状态:“整整半个月,先生仿佛卸去了外在‘角色’加于他的一切,沉浸在真正学者的单纯与明净之中。我不禁从旁欣赏起来,并且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多么希望将此刻的先生永远‘定格’,并且想,如果先生终生处于这样的‘学者状态’,在他的笔下,将会出现多少天才的创造!但在我与先生相处的十多年中,这样的‘状态’却仅有这一次。”[5]不仅写作状态,就以学术水平而言,这也是王瑶晚年最有光彩、最见功力之作。我要追问的是,在王瑶笔下,为何这样的“大文章”没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世人都说王瑶晚年著述丰硕,成绩斐然,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我看来,作为学者的王瑶,并没有尽力而为,以他的身体及精神状态,在八十年代本该有更多精彩著述。这一点,须考虑当事人的自我期许及实现程度。不妨引两位知根知底的西南联大老同学的追忆文章为证。季镇淮在《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中称:“自昆明至北平六七年间,王瑶学长表现了学术上的努力和信心,累积深厚,识见敏锐,成绩卓著。在清华新西院,他对我说过,‘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这似乎是青年人出于一时的狂言,但若没有真实的见解和坚强的信心,能说出这句话吗?他的《中古文学史论》,由一而三,复由三而一,一印再印,为中外学术界所赞许,已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的学术上的抱负和自信诚不虚矣。”[6]朱德熙的《哭昭琛》提及王瑶很有幽默感,做学问“总带有点逢场作戏的味道”,然后话锋一转:“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7]文革前二十多年的坎坷经历,属于大时代的悲剧,非个人意志所能改变;需要反省的是,文革后这十几年,王瑶是否尽心尽力?

先看出书情况,依刊行时间为序。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作者略加校改的1954年版《李白》;198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重印1952年版《鲁迅与中国文学》,增加二短文及《重版后记》;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56年版《中古文学史论集》,新增《读书笔记十则》及《重版后记》;198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印作者略加修订的1956年版《中国诗歌发展讲话》;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作者略加修订的1956年版《陶渊明集》;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棠棣三书合成《中古文学史论》,作者核校并撰《重版题记》。所有这些,都是小修小补,只能证明作者此前的努力。1979年,王瑶在孙玉石、乐黛云、黄曼君、王得后(德厚)的帮助下,修订1951年版《中国新文学史稿》;此修订本1982年1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刊行,增加了作为“代序”的《“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以及《重版后记》。整个八十年代,王瑶新编撰的有以下三书:1983年编定、1984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鲁迅作品论集》;1988年12月拟定目录并撰写《后记》,1992年9月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的《润华集》;1989年7、8月间编定并撰写《后记》,日后收入1995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版《王瑶文集》及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王瑶全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8]。十本书中,七种属于旧作重刊;《润华集》收录的是随笔,而《鲁迅作品论集》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中的论文,也有不少撰写于文革前。这样的业绩,不算十分丰厚。

我在撰于1989年岁末的《为人但有真性情》中称:“先生在学术上是有遗恨的,以先生的才华,本可在学术上作出更大的贡献。‘文革’后先生曾有一个大的研究计划,可终因年迈精力不济而无法实现。他常说,57年以前他每年撰写一部学术著作,57至77这20年却一部著作也没出版。大家都说耽搁了,可耽搁在人生哪一阶段大不一样,正当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被迫搁笔,等到可以提笔时却又力不从心,这种遗恨只有个中人才能理解。”[9]写下这段话时,凭的是平日的印象。日后阅读收录在《王瑶文集》第七卷或《王瑶全集》第八卷的“王瑶书信选”,更坐实了我当初的猜测。

1979年8月31日,王瑶致信王德厚:“我终日蛰居斗室,消息闭塞,又做不出事来,更无从谈质量了,承您鼓励,至感,当勉力为之。但事实上自58年被当作‘白旗’以来,廿年间虽偶有所作也是完成任务,已无要打算如何如何之意了。蹉跎岁月,垂垂老矣,虽欲振作,力不从心。”[10]1980年2月4日,王瑶再次致信王德厚:“我近来工作效率之低,并非耿耿于过去之挨批,确实精力衰退之故,每日应付日常琐事即感到再无力作事,虽欲振作,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殊觉苦恼。”[11]1982年10月13日,王瑶致信石汝祥:“如我之年龄,已甚感力不从心,效率奇低,提笔如‘垂死挣扎’,不做事则等于‘坐以待毙’,仍决定以勉力挣扎较好。”[12]类似的话,王先生多次讲给身边弟子们及来访客人听,故各家追忆文章中多有提及。

不是真的写不出来,而是写出来了又怎么样?对于眼界很高的王瑶来说,既然没办法达成自己的学术理想,放弃又有何妨?苦于太清醒,王瑶明显知道自己努力的边界与极限,再也没有年轻时“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那样的狂傲了。只是深夜沉思,“心事浩茫连广宇”(鲁迅《无题》)的王瑶,自有一种旁人难以领略的悲凉之感。

作为导师的骄傲

同是“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八十年代的王瑶,单就著述热情及努力程度而言,比不上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或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其主要业绩及贡献,更接近古典文学界的程千帆(1913—2000)或王季思(1906—1996),都是运筹帷幄,悉心指导研究生,并从事学术组织工作。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特殊性,以及此学科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北大教授王瑶的工作因而更为引人注目。

举两位与王瑶关系密切的学者的文章,看他们眼中王先生的晚年。王得后在《王瑶先生》中称:“其实,王先生在最后的13年,做了大量工作。……两次出国讲学,一次赴香港讲学,在他个人的生平,也是‘史无前例’的。培养了近十名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新作迭出,苗而且秀。从80年代开始,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整10年,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整10年。”[13]中间省略部分,是介绍王先生的诸多著作。樊骏的《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则更多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立论:“从50年代初开始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经历的一连串厄运,使它的发展建设往往成了一场场灾难。……晚年的王瑶为学科作出了更多建树,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声誉,最后10年的学术生涯称得上‘夕阳无限好’。”[14]这两位都不讳言王瑶晚年在个人著述方面的遗憾,但都强调其在学会、丛刊以及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15]。换句话说,关注晚年王瑶,或许必须将论述角度从“学者”转为“导师”。

八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如何承上启下,促成薪火相传,成了老一辈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学位制度的建立,使得这种“苦心孤诣”成为可能。至于各种专业学会的建立,更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契机。但是,并非所有导师都尽职,也不是所有学会都健康成长,这与主持其事者的心胸与眼界大有关系。不仅仅是组织才能或道德境界,更亟需某种战略家的眼光。这方面,王瑶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豪。若谈八十年代中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定绕不过1980年7月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这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16],对日后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有指导意义。与不少全国性学会陷入无穷尽的人事纠纷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界,整体风气是好的,这与王瑶等老一辈学者的言传身教有密切关系。

在这个角度,我才能理解那册除了讲话、就是序跋的《润华集》的意义。作者在《后记》中称:“谁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开国以来走过了一条坎坷的道路,近几年才走上了学术研究的坦途,诸说纷呈,前景喜人。作为从事这项工作长达四十年的作者,对之不能不感到无限的欢欣。书名《润华集》,取‘润华着果’之意,是蕴含着作者自己的艰辛经历和对这一学科的繁荣发展的祝愿这种感受的。”[17]此文撰于1988年12月22日,一年后,王先生便驾鹤西行了。那些为后辈学者撰写的序言,有学理上的阐发,但更直接的作用是为新一代学者的崛起“保驾护航”。

这就是八十年代中国学界令人怀想的地方——三代学者同一个舞台,却没有发生大的碰撞;许多老先生很快调整姿态,不再坚持个人著述,转而成功地扮演伯乐或导师的角色。我记得很清楚,王瑶先生去世时,钱理群冒出一句很沉痛的话:“大树倒了!”活跃在大转型的时代,替无数后辈学者遮风挡雨,这样令人尊敬与怀念的“大树”,属于那个时代诸多目光如炬且敢于直言的老教授。

或许是年龄的缘故,晚年的王瑶,喜欢谈论自己在清华大学念研究生时的导师,曾连缀旧作,增补新编,撰成了《念朱自清先生》和《念闻一多先生》。这两篇夹叙夹议的长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而是兼及古典与现代、诗文与学术、教育与思想、史实考证与个人追怀。《念朱自清先生》总共九节,断断续续写了近四十年,我在《念王瑶先生》一文中曾清理此文各节的写作机缘及发表状态[18]。这里说说《念闻一多先生》。此文完成于1986年9月26日,同年10月6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闻一多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可此文第一节“生命的诗”乃根据作者1946年8月25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忆闻一多师》以及1949年7月16日刊于《光明日报》的《念闻一多先生》改写而成;第四节“说诗解颐”初刊1986年10月23日《新清华》及《北京大学》,第五节“治学风范”发表在1987年1月23日《厦门日报》上。添上了第二节“诗歌艺术”和第三节“诗歌理论”,才是完整的全文。为何如此大费周折,而不是一气呵成、一锤定音呢?这里有年龄与体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几十年间始终在跟早年的导师进行精神对话,并由此推进自己对于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的思考。比如,《念闻一多先生》中这段话,日后被广泛引用:“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冯友兰先生认为清朝学者的治学态度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时期的学者是‘疑古’,要重新估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在‘释古’上多用力,无论‘信’与‘疑’必须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隋况的解释。这个意见似乎为大家所接受,并从不同方面作出了努力。……闻先生的《诗经新义》、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都是在这种学风下产生的成果。我是深受这种学风的熏陶的。”[19]这不仅是自报家门,更是进行学术史清理;有意无意中,开启了日后大学史研究的新思路。

《念闻一多先生》虽夹杂一些个人感慨,仍属专业论文,可文章结尾,作者突然话锋一转,提及眼下清华大学重建中文系,希望大家发扬闻一多风范云云。如何理解王瑶对于“清华学派”的论述,以及其立说的机缘、宗旨、边界及学理依据等,我在《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中有所辨析[20]。下面换一个角度,主要着眼于此说在教育史及学术史上的意义。

作为路标的意义

晚年的王瑶先生,除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著述与指导,还做了两件未完工但前途无量的事。一是提倡学术史研究,二是为清华文科招魂。有趣的是,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我在《大学者应有的素质》中提及:“八十年代以后,渐入老境的王先生,并没把主要精力放在个人著述,而是着力培养后进,以及推动学科发展。这种选择,其实蕴含着略显消极的‘自我定位’:已经没有能力冲击新的高度。”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激情洋溢地发起并投入《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编纂工作。在上述“出版感言”中,有这么一句:“在我看来,学术史上的王瑶先生,除了中古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这早有定评的两大功绩外,还必须加上意识到但尚未来得及展开的学术史研究。”[21]

关于此书的缘起、体例、进程及遗憾等,我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小引”中已做了详细说明,这里只想提及一点,此书的最初动因,乃是王瑶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锺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这段初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学术动态》第279期的“千字言”,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于是,有关方面动员他老骥伏枥,认领了这个最初名为“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的国家课题[22]。王先生私下里表示,他最想探讨的是,为何百年来中国的文学研究格局越做越小,水平越来越低,以致让人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如此逆耳之言,在当年的舆论环境中,属于“政治不正确”,只能关起门来说。

此课题命运多舛,尚未渐入佳境,就碰上了大风大浪,随后便是主编辞世;最终能勉强完成,得益于课题组同人的鼎力支持。主编王瑶来不及撰写总序,只留下了基本思路及只言片语,这使得全书缺乏整体感,各章之间水平不太均匀。但此书有两点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是开启了九十年代的学术史研究热潮,二是凸显了清华文科的特殊价值。最初选择二十个案,定稿时只有十七章,而其中明显带有清华印记的(求学或教书),竟然占了八席(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吴世昌、王元化)。考虑到求学与任教的差异,以及民国年间教授的流动性,同一个案可重复计算;即便如此,体现在本书中的“学术图景”,清华的业绩在北大之上,这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

这就说到了《念闻一多先生》结尾的那句话:“近闻清华大学又在筹建中国文学系”[23]。正是因清华复办中文系,使得曾在清华求学任教十几年的王瑶浮想联翩。关于王先生如何为清华复办中文系出谋划策,原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在《瑶华圣土——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中有详细的描述,值得参阅[24]。

不仅如此,晚年的王瑶,多次在私下或公开场合声称:“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这句话,王瑶从未落在纸上,但身边的弟子及访客可以证明。明明大半辈子生活在燕园,王瑶为何坚持自己属于清华,这让学界很多朋友大惑不解。必须记得,说这话的前后,王瑶撰写了《念朱自清先生》和《念闻一多先生》二文。因撰文怀念师长,重新回到美好的青年时代,爱屋及乌,因而特别表彰清华的学风及文化,这是一种可能性。从21岁到39岁,这十八年间,王瑶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于后面的三十多年,不愉快的岁月居多——即便没有那些阴影,北大生活也都不如清华岁月刻骨铭心。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要说对于母校的感情,学生远在教授之上。

说到王瑶对于清华的认同感,不仅因其“青春年华”,更因其“名山事业”。出版于1951年的《中古文学史论》不用说,另一部代表作《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刊行于1951年,就连出版于1953年的下册,其完稿时间也是在1952年5月28日。此后三个月,王瑶方才转任北大教员。凡略为了解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都明白这两部书的分量及地位。因而,说清华时期乃学者王瑶的黄金时代,一点也不为过。相反,到了北大以后,虽也有不少撰述,但再也写不出“体大思精”的著作了。这是“事实”,但不等于“结论”。需要辨析的是,王瑶所遭遇的困境,到底是学校的问题,还是大时代的限制。假如没有院系调整,依旧生活在清华园里的王瑶,恐怕也未必有好的处境。让王瑶很不喜欢的、几乎让人窒息的学术氛围,与其说是“校风”,不如承认缘于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25]。

当然,我不否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中文系与清华中文系之间,在教育宗旨与学术风气上,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点对于王瑶日后的论学与论政,确有一定的影响。在《从古典到现代——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中,我曾谈及王瑶五十年代批判胡适时所撰写的几篇谈考据学的文章,除了受时代风气影响,也蕴含着某种学派之争。“闻、朱二位虽都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那样,专注于某些字和词的考据训诂;可都将其研究置于诗学、神话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背景下。也就是说,这种蕴含着理论眼光与历史意识、近乎小题大作的‘考据’,才是王先生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史研究。这就难怪先生对胡适讲考据学‘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说法很不以为然。”[26]

青春记忆、师长追怀、个人遭遇,再加上治学路径的差异,导致了王瑶更为认同清华而不是北大。必须承认,“我是清华的”这一说法本身,带有某种策略性考量(如配合清华中文系的复建);但更重要的是,王瑶谈论的其实并非北大、清华孰优孰劣,而是“老清华”与“新北大”的巨大差异。

作为长期生活在燕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王瑶对北大同样充满感情,这一点读孙玉石的《风雨燕园四十载》当能明白[27]。只是因痛感当下中国大学的精神状态及学术水平不尽如人意,王瑶于是进入历史,努力寻找一种较为理想的大学形态,自然而然地,他选择了自己熟悉的清华大学。明白这一点,对于王瑶用饱含深情且不无夸张的语调来谈论“清华学派”,也就释然了。

民国年间的清华大学,其文史哲各系实力雄厚,与北大文科之追求古雅渊深相比,显得更有朝气,也更有进取精神。但王瑶想做的不是“学科排名”,考虑到同一时期他在尝试学术史研究,且感叹中国学者一代不如一代,因此,不妨这么设想,他之极力为民国年间的清华文科叫好,某种意义上是在为老大学“招魂”。

二十多年前,无论王瑶本人还是整个中国学界,对“老大学”的魅力并不敏感,也没有多少专门论述,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活更值得追怀。如今,混合着政治批判、史学视野与怀旧思潮的“大学史”言说,逐渐引起国人的兴趣,这个时候回想王瑶之提倡学术史研究以及表彰清华文科,方才悟出一种特殊的味道。回到那个未完成的课题以及那本《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我终于明白,需要认真清理的,不仅是“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更是深受意识形态影响与制约的大学制度。

2014年4月2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注释:

[1]
参见陈徒手《文件中的王瑶》,《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178—193页,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5月;钱理群:《读王瑶的“检讨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3期。

[2]
参见《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瑶和他的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3]借用八十年代初唱遍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谷建芬曲)。

[4]见杜琇编《王瑶年谱》1980年则,《王瑶文集》第七卷727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

[5]钱理群:《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王瑶和他的世界》173页。

[6]季镇淮:《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王瑶先生纪念集》21—22页。

[7]朱德熙:《哭昭琛》,《王瑶先生纪念集》12—13页。

[8]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是孙玉石应“北大名家名著文丛”邀约而另外选编的,与王瑶编定的著作名同实异。

[9] 陈平原:《为人但有真性情》,《王瑶先生纪念集》278页。

[10]王瑶:《致王德厚》,《王瑶文集》第七卷635页。

[11]王瑶:《致王德厚》,《王瑶文集》第七卷639页。

[12]王瑶:《致石汝祥》,《王瑶文集》第七卷663页

[13] 王得后:《王瑶先生》,《王瑶先生纪念集》118—119页

[14]
樊骏的《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王瑶和他的世界》400—401页。

[15]
樊骏撰有长文《在会长与主编的岗位上》,载《王瑶先生纪念集》414—430页。

[16]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4期。

[17]
王瑶:《<润华集>后记》,《润华集》2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8]
陈平原:《念王瑶先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19]
王瑶:《念闻一多先生》,《王瑶全集》第5卷65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
参见陈平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21] 陈平原:《大学者应有的素质》,《王瑶和他的世界》536页。

[22]
参见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载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3] 王瑶:《念闻一多先生》,《王瑶全集》第5卷658页。

[24]
参见徐葆耕《瑶华圣土——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王瑶先生纪念集》389—398页。

[25]这里不谈清华的反右与文革,即便拨乱反正后,依旧让老学生有“今不如昔”的感叹。资中筠的《清华园里曾读书》(《读书》1995年1期)说得比较隐晦,于光远的《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10日)则直截了当:“怀念母校是个普遍的现象。人老了更觉自己青年时代之可贵。不过现在我怀念清华,还同自己的教育观点有关。我是个‘昔不如今’论者,但坦白地说,如果我是一个要上大学的学生,要我在旧时和现时的清华中进行选择,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

[26]
陈平原:《从古典到现代——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王瑶和他的世界》314—315页。

[27] 参见孙玉石《风雨燕园四十载》,《王瑶先生纪念集》399—409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初刊《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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