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史语所中近五十万册书籍与大气珍视文物迁移到板栗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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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李方桂在板栗坳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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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史语所在李庄举办的展览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多所大学向暂时平静的地区“迁徙”,因为难以整理和运输,大量珍贵图书毁于一旦。傅斯年却以一己之力,将史语所中近二十万册图书与大量珍贵文物迁移到板栗坳,建立起一个临时图书馆,在战乱纷飞的年代为学人留存了一个源源不断的精神给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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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书生”,书即是生命。这是一切读书人的通好。傅斯年更是酷爱图书,购书、藏书是他人生的一大嗜好。傅斯年的秘书那廉君回忆道:“孟真先生和书,好像不可须臾离开,也好像是有不解之缘,喜欢读,喜欢买,更喜欢收藏。”节衣缩食,用省下的钱买书,对他是司空见惯的事。那廉君又说:“孟真先生自己收藏的书,很少善本,一般常用的书差不多都有,小到一折八扣的《枣林杂俎》也都好好保存着。”傅斯年创建史语所,开创新的学术之路,就非常注重图书馆的建设,他四处搜罗古今中外的图书,他在北平十年,正是他大量购买图书之时,常常跑书店,逛书摊,发现有用的书,“左手一包,右手一捆”,雇辆黄包车拉回来,他的办公室常常堆积如山。他懂版本,又请人做顾问,不辞辛苦劳累,跑到琉璃厂去“淘宝”,发现善本、珍本,喜得像孩子一样憨笑。史语所迁移到板栗坳的图书近二十万册,绝大部分是经他一人之手买来的。这些图书的种类和图书内容极其繁富:从历史典籍、名家文集、笔记、天文历算、农业、气象、方志,到古代戏曲、小说、通俗文学等,还有大量的甲骨、金文、碑刻、陶文、玺印、封泥、古文字、古器物、图录以及各家论著等,应有尽有。连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费慰梅看了图书馆,都十分惊奇地赞叹道:“还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日文关于亚洲考古、历史和发掘的珍稀而重要的出版物,真是再稀奇不过了。”“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日军有意识地毁灭中国文化,飞机专寻找大学轰炸,破坏文化教育设施,这些禽兽深知国亡可以复国,文化灭亡不可复矣,那不仅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天津的南开大学图书馆毁于战火,南渡时竟然没带出什么图书,清华大学图书馆先行运出一部分图书,暂存武汉,后又迁徙昆明,一路遭遇日机轰炸,抵达昆明时,仅剩下两万多册。北京大学南迁,仓皇得根本没顾及图书馆,南京中央大学的图书馆也毁于战火。傅斯年似有预感,命人加紧整理图书,打捆装箱,人走到哪里,书到哪里。并命石璋如、那廉君、张政烺专职负责图书押运,至昆明时,因西南联大图书甚少,史语所将部分图书借与联大。1939年8月,傅斯年致函联大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负责人:“敝所既有书在此,自应供之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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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语所迁至南溪县板栗坳,这大山深处便出现一座书城。那六百余箱图书及大批甲骨文、陶器、青铜器,不少是国宝级文物,由昆明运至板栗坳,其艰难困厄,不可言状,陆路、水路,穿山越岭,风晨雨夕,卡车、木船、轮船,颠来颠去,装了卸,卸了装,终于押送到目的地。这些书籍、文物有上百吨重,如果用卡车运,每辆装载四吨,需要三十多辆。战时运输十分紧张,到哪租借数十辆卡车?无奈,傅斯年只好致函内兄交通部长俞大维,乞求帮助。当俞大维答应筹措车辆时,傅斯年喜不自禁,乐滋滋地告诉朱家骅:“俞部长将通行事全核准。”并说,“人与物均已开始移动。”

板栗坳的史语所图书馆成了战时最好的图书馆,有了图书馆,这些学人便有了精神的家园。图书馆是他们思想和精神的武器库。图书馆设在板栗坳最大的房子里。“大门是一排九间,门内的大厅,也是一排九间,中间的七间是汉籍书库,……再后一进是西籍书库,还有些善本分存第三院。”这些图书资料不仅供史语所同仁借阅,连同济大学、当地政府的文化人也常来图书馆借书。梁思成的中国营造社、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也常有人来板栗坳借书,更有甚者,南开大学的研究生、东北大学的毕业生都曾来到李庄、板栗坳借阅图书。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这里还弥漫着一种浓郁的读书风气。那些物质生活极其穷困的读书人,一旦借到自己喜欢的书,精神便得到极大的慰藉,甚至忘了腹中枵枵之鸣,他们的精神空间只需“窗前有月,枕边有书”就心满意足了。正是这些图书伴随着他们走过了漫长苦难的岁月,温暖了寂寞孤独的灵魂,也依靠这“进步的阶梯”攀登着事业和生命的高峰。

傅斯年对图书管理非常严格,近乎苛刻,他要求具备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职称者,方可入库选借图书,且不得乱放,否则张贴通告,以示批评。至于谁在书里折了角,或者在书页上画了“曲线”“直线”,做了标记,抑或弄脏了书,轻者批评,重者罚款。游涛是图书管理员,管理善本书库,问傅斯年:“罚款额多少?十倍?”傅斯年不假思索,口气非常强硬:“不中,尤其善本,来之不易,照原价百倍赔偿。你写个通告,张贴出去。”这是傅斯年的命令。有人借了书迟迟不还,傅斯年十分愤怒,亲笔写信追缴。后来成了史语所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的邓广铭谈起来史语所的图书馆,感慨万端,他说:“我跟随傅先生,除了求得他指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大、南开、武汉大学南迁,都没有带图书资料去……只有史语所带了个图书馆,大家要利用它的图书资料。有了这个便利条件,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宋史的论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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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精神食粮的仓库,中国文化的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图书馆犹如战壕、武器库,有图书在,人类文明就可以延续,战争结束后,他们会在废墟上重建新的辉煌。傅斯年深有远见,战前历尽千辛万苦,购得大量图书资料,为读书人保留了一批火种,使中华民族文化之火,爝爝不熄燃烧下去。

战乱时期,物资极其匮乏,板栗坳又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这里一下子又拥来几十口子人马,柴米油盐,吃喝拉撒,困难重重。傅斯年便派史语所的一位工人师傅做掌柜,办个合作社,到李庄或去宜宾、泸州、南溪县城采购生活日用品。这样既方便板栗坳群众,又方便史语所同仁。

这位师傅姓魏,名善臣,人如其名,是个忠厚、善良、老实、本分之人。史语所的学人喜欢他,傅斯年更喜欢他。

魏师傅有一次去泸州采购商品,天热,老汉只穿一件背心、短裤,钱没地方放,便裹进腰带,鼓鼓凸凸地束在腰上,显然暴露了“目标”。那时,这一带山里多土匪,抢劫、偷盗现象时有发生。几个土匪早就盯住了魏老汉。魏师傅行走在山路上,为了壮胆,手里拿着一根竹棍,忽然有几个壮汉从竹林里窜出来,手持二尺长的砍刀,吆喝着冲上来。魏老汉躲没法躲,藏没法藏,他愣了片刻,大声说:“要钱给你们,不能伤人!”说着,解开腰带将钱一分不留地给了土匪,总算留了条性命。

魏师傅回到板栗坳,把遭遇土匪之事给傅斯年汇报了,傅斯年很是恼火,便给南溪县政府写信,要求抓好社会治安,打击土匪。以后,魏师傅再出外采购总是带着一位村民,并揣上一份史语所的公函:要求地方机关及军警给予保护。

战乱时期,匪盗蜂起,抢劫偷盗成风,魏老汉被抢劫后,史语所办公室又被洗劫一空。傅斯年气愤至极,又担心两千箱图书、资料、甲骨文片、敦煌卷子、汉简,还有殷商青铜器,这些国宝级文物,一旦失窃,那损失就难以弥补了。傅斯年致函南溪县第三区区公署,并将所失物品清单列上,要求彻底追查,依法严惩盗贼。

傅斯年给南溪县县长写信:

闻李庄镇上近曾发生抢案,不胜惊诧,敝所所在板栗坳,距镇遥远,情形堪虞,未知贵县对敝所之安全已有妥善办法否?敢乞示及。

后来,傅斯年又亲去南溪县城,找到新任县长李仲阳,说明国家文物保护之重要,来川学人生命财产必须给予保护。李仲阳也予以重视,便与军方联系,商量结果,派一个连队进驻李庄和板栗坳。

果然见效。土匪不敢如此嚣张,史语所再无失盗现象。但是连队却出了问题,一个士兵偷了农家苞谷,闹得沸沸扬扬,傅斯年知悉后,命令连长立即集合队伍,傅斯年面对连长和士兵,大加训斥,连长也被骂得狗血淋头,不敢哼声。围观的群众震惊:这个傅所长是多大的官,连军队的长官也敢训?傅斯年在老百姓眼里更加神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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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和板栗坳都是偏僻村镇,特别是板栗坳这闭塞的山村,缺医少药是普遍现象,生死由命,福祸在天。老百姓有点头疼脑热,硬是扛着,好的人家,也是请个郎中,吃上几服草药,有不少人家请神婆巫汉念咒画符,用香灰来治病,更多的人活活地被疾病折磨而死。傅斯年对贫困落后愚昧的乡村,顿生一种忧虑感、一种悲哀。西方文明进步如此之快,科学技术包括医学在欧美硕果累累,而中国仍然处在中世纪的蒙昧之中,真是可悲可叹!

傅斯年为使群众和史语所学人看病方便,创办了一个小小诊所,并亲笔书写布告:

“以后无论所内外人等来医务处诊疗者,均须照章挂号,并酌量回收药价,统希谅鉴。”

小小诊所的建立无疑给穷乡僻壤、愚昧落后的民间带来科学的曙光,他们的卫生常识、医学知识,也潜移默化得到提高,再加这些文化人的宣传,老百姓也逐渐远离“念咒画符喝香灰水”的愚昧行为。

但是兵荒马乱,药品十分紧缺,特别是一些常用的抗生素、消炎药在宜宾、泸州,甚至跑到成都采购不到。当时李庄一带流行脑膜炎,治疗脑膜炎的奎宁药又紧缺,傅斯年十分着急,到处写信,通过各种门道购买奎宁药。其实这些深受欧美教育的学人们也过于偏激,对于几千年来已形成的中华医药体系,并被千百年来临床试验、行之有效的中草药也统统被排斥,甚至对针灸、刮痧、拔火罐这些富有科学常识的医疗手段也反对,未免有点“决绝”“过激”。

毕竟,傅斯年的诊疗所造福一方,给古老的山村带来福音。

(《谔谔国士傅斯年》郭保林/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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