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赢亚州手机app近代诗家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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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北大开校,蔡先生病未北上,校长莫定。有人拟以智由长大学者。业已驰书决谢,必不往就,坚如铁石。智由以超然之身,发公正之论,必处于不官不党之地,方能副此素志。校长之职,虽异仕途,亦决不投身其中,致受牵率。日内便拟入山。取古人如有复我,则在汶上之义。暂有来往信函,或未及收到,恕失答复。毁誉亦不闻问,明此志于天下。”

   
1919年9月6日,北京《晨报》上突然刊出一则《入山明志》广告,作者是被梁启超赞为“近代诗家三杰”之一的蒋智由。

   
广告内容古怪——远在上海的蒋智由“听到”传言,称北洋政府将任他为北大校长,以代称病的蔡元培,蒋表示逃向山林,绝不就任。

   
蒋智由是近代史的风云人物,他创作的新诗非常接近白话诗。著名学者杨世骥先生曾说:“就‘新诗’论‘新诗’,当以蒋观云(即蒋智由)的成绩最可惊异。”

   
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称蒋智由是“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赞他“东游以后,肆力为诗,不入湖湘人语,亦不入新学末派,直造古人,而与李翰林(即李白)为近”。

   
鲁迅留日时曾多次拜访蒋智由,后因疑蒋是“官迷”,又与他疏远,并写诗嘲讽他。然而,被斥为“官迷”的蒋,为何连北大校长都不愿当呢?其中颇有隐情。

    白给个知县不肯当

   
蒋智由生于1866年,浙江诸暨人,本名国亮,去日本后才改为智由(又称知游)。他的字很多,有性遂、惺斋、心斋等。号亦多,如观云、愿云、因明子等。

   
蒋智由少年贫苦,他在诗中曾说:“我年未二十,饥走去东西。汩没遂长久,飘捩(音如列,意为不顺)如转蓬。”

   
就读杭州紫阳书院期间,蒋智由“擅制艺,每试必冠其曹”,有“欲救天下,起国家之衰敝”之志。晚清立宪派领袖汤寿潜说他:“君志大言大,虽厄于时命,而文章一缕晴丝,蟠天际地,自为吾浙传人。”

   
1897年,蒋智由中举,山东巡抚孙宝琦荐他当山东曲阜知县,但蒋未就任。据蒋女弟子吕美荪记:“(蒋观云)登乡榜后不乐仕进,东抚孙宝琦钦其人,邀请入幕,两贤相契,极得宾主之欢。”

   
1898年,蒋智由去了天津,在晚清名臣王文韶新办的天津育才馆中任汉文教习。

   
在天津,蒋智由为首的几名学者组成北学馆,大量编译时务书籍,出版了《时务通考》,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

   
1899年7月,为避义和团,蒋智由回到上海,两年后与同乡创办《选报》,并任主笔。创刊号由蔡元培作序,蒋百里、杜亚泉等曾为其撰稿。

   
1902年4月,蔡元培拉蒋智由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当年暑假,部分留日生欲入陆军校学习,清政府不准,日警强行将他们遣送回国。在中国教育会资助下,100余名退学学生自办爱国学社,不久又办爱国女社,蒋智由任校长。

    爱国学社每周公开演说,听众甚众,成为革命党的据点。

    1902年底,蒋智由东渡日本。

    成为《清议报》最看重的诗人

   
自1899年起,蒋智由以“因明子”为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上发表诗作。《清议报》创刊于横滨,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在海外办的第一个机关报。此时蒋与梁尚未谋面,但《清议报》上发了蒋的62首诗,仅次于梁鼎芬(以毋暇为笔名)和康有为(以更生为笔名)。

   
梁鼎芬是晚清著名学者,深受张之洞信任。曾应梁启超之请,说服张之洞派人合办《时务报》,可他后来又多次干预报社运作,致其半途而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鼎芬怂恿张之洞改作《劝学篇》,攻击康有为等人。表面看,梁与维新党势同水火,其实暗中互相借重。

    如此说来,在“关系稿”外,蒋智由实为《清议报》最重视的诗人。

   
晚清诗风丕变,谭嗣同、夏曾佑力倡“新学诗”,即在诗中掺杂“新学”内容,力图改变吟风弄月、不切实际的积弊。

   
“新学诗”为推广“新学”,常加入半通不通的怪词。谭嗣同便写过:“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喀私德是种姓制度的音译,巴力门是议会的音译,庵摩罗果即余甘子,原产印度,佛经中有“掌中庵摩罗果”之说,比喻所见非常清晰。

   
如此怪诗,被梁启超批为:“僻涩难懂,几无诗味。”梁启超也不满意夏曾佑的诗,说:“穗卿(夏曾佑字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

    与“诗界革命”不谋而合

   
晚年梁启超曾检讨:“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元素混合构成。”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结识“诗界革新导师”黄遵宪,将其《入境庐诗》稿本留在家中两个多月,却印象寡淡,以至于“至今无一首能记起全文者”。

   
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批评“被三年来鹦鹉名士占尽”诗坛,认为“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但他也承认:“今尚未有其人也。”

   
恰在此时,蒋智由的诗让梁启超眼前一亮。如蒋的《有感》:“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再如《卢骚》(今译卢梭):“力填平等路,
血灌自由花。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均轰动一时。

   
这些诗语言浅显,有新内容、新造句,却不失格律诗的气魄,完全契合梁启超提出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的主张。

   
梁启超虽“推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蒋智由)为‘近世诗家三杰’”,但他认为:“诗界革命谁欤豪?因明钜子天所骄,驱役教典庖丁刀,何况欧学皮与毛。”还是最欣赏蒋智由,称他为钜子。

    “观云的思想变了”

   
到日本后,蒋智由曾代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发表大量政论、诗歌,还担任过《浙江潮》的编辑。蒋文风冷峻且有激情,给人又冷又热之感,吴稚晖曾说:“观云疟疾作了,益服白药(指用白话文),可愈。”

   
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在日留学时,鲁迅很少出门访友,“只有蒋观云尚未组织政闻社的时候,住在本乡的什么馆,他(指鲁迅)曾去问候他过”。

   
据学者布谷钩沉,鲁迅曾托蒋智由帮忙。1934年5月在鲁迅写给杨霁云的信中,提到一段往事:“那时已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

   
据许寿裳记,一次蒋闲谈服装时,称清朝红缨帽有威仪,自己穿的西式礼帽无威仪。回去路上,鲁迅对许说:“观云的思想变了。”鲁迅给蒋起了个绰号——“无威仪”,认为他是“官迷”。

    鲁迅疏远蒋智由,可能因1907年,蒋与梁启超等人成立政闻社,鼓吹保皇。

   
1907年7月,徐锡麟、秋瑾遇难,在东京的绍兴同乡集会,鲁迅等人主张发通电声讨清政府,蒋智由认为应与清政府讲道理,应如待宰之猪,哀鸣一番即可。

   
鲁迅曾很喜欢蒋智由的诗:“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便仿作一首挖苦蒋,此诗已佚,仅留第三联,即“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

    为什么不当北大校长

   
出乎意料的是,《天义》等媒体竟将秋瑾之死怪到蒋智由头上:“及蒋观云创政闻社,鼓吹立宪邪说,又引翼(指袁翼)为己党。观云素与瑾(即秋瑾)相识,瑾固多大言,尝语人曰:‘蒋观云者,吾司为东京革命机关。’蒋恐祸及己,恨瑾次骨,故与袁翼通谋,促之使告密。及东京绍兴人开同乡会,观云犹语人曰:‘为保卫地方上治安计,不得不杀瑾。’其设心之毒如此。”

   
蒋智由在日本居住近10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一度支持革命党,但对时局失望,只好“隐于沪渎,以书史自遣,尝有句云:物踊趋前急,兵争益后多。自崖失从返,谋国得无讹。稼穑中华业,纲常万古科。不容离此道,今日泪滂沱”。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教育部主张高压,蔡元培不同意,借口“胃疴”离校,但代理校政的蒋梦麟、英文科主任胡适等均为蔡的亲信,当时北大会计课负责人是蔡的内弟,且北大学生拒绝承认新任校长胡仁源,北大教职员也声明“除蔡元培外,绝不承认第二人”。

   
在此局面下,北洋政府想到了蒋智由,但蔡元培早得内部消息,先致函蒋,表面上是劝他接任。蒋当然明白,他接任也干不了,遂于9月6日发表《入山明志》。

   
声明发表后,北大学生认定教育部有阴谋,官员们百口莫辩,只好同意以北大全体学生名义通电全国,澄清并无此事。

   
9月12日,在北大全体学生要求下,蔡元培抵达北京,20日到校视事,取得完胜。

    曾立潮头却渐趋保守

   
从1919年到1929年,在生命的最后10年,蒋智由流连于书斋,思想渐趋保守,“毁誉亦不闻问”。他常年修佛,梁启超曾说:“(蒋智由)邃于佛学,尤好慈恩宗,因自号因明子。”

   
蒋智由晚年出诗集,将曾受梁启超欣赏的那些作品完全删去。蒋桃李满天下,以吕美荪声名最著。吕美荪是“民国第一奇女子”吕碧城的二姐,她们的大姐吕惠如亦擅诗,并称
“淮西三吕”。不知为何,吕美荪与二人关系冷淡,甚至“不到黄泉勿相见”。

   
章太炎晚年身体不好,写信给蒋智由说:“我已潦倒数十年,依然无恙,天公盖欲多留一人讲话耳。”蒋回信说:“非天公多留一人讲话,乃多留一人吃饭耳。”章太炎阅后,拍案叫绝。蒋好饮酒,但喜“麦酒”(即啤酒),“每入酒楼,辄饮之”。

   
蒋智由的儿子蒋尊簋是民国军事家,与蒋百里并称“二蒋”。蒋尊簋2岁即丧母,曾随父在日本留学。

   
对蒋智由的诗,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认为:“诗界三杰中蒋诗实较差,非二家之比。”
钱锺书先生则称:“余所睹夏蒋二人诗,似尚不成章。”但学者张永芳认为:“一是‘新诗’与‘新派诗’合流的改良‘新诗’,二是通俗化的诗作。在这两个方面,他(指蒋智由)的诗作都达到了该类诗的最高水平。”

   
蒋智由去世后,章太炎写了一副长挽联,其中几句颇有意思:“千古论才无准的,黄钟瓦缶,际遇为之。”

   
际遇让蒋智由成为“诗界革命”的标尺,拉开白话诗的序幕。但际遇也弄人,后人几乎已忘掉这位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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