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沈仲章和徐森玉先生是至交

父亲沈仲章和徐森玉先生是至交。我称徐森玉“徐公公”,幼时常随父亲去徐家。我父母晚婚晚育,我出生前祖父和外祖父已去世。回想亲见之祖辈人物,徐公公的形象首先浮现。我写父辈往事,凡联得上徐森玉必提,但不曾专写沈与徐,直到最近。下文两则逸事,原为三万字长稿内二例。是与徐森玉幼公子文堪叔互忆往事,扩展成单篇的。

逸事之一涉公职,我用“徐森玉”:

父亲与徐森玉,自1930年代起,工作上向来配合无隙。可是,有次却为一事口角,闹得很不欢,然幸而未散。

记得父亲每次说起那事,都提及接收陈群藏书,估计时段相近。那是在抗战结束后,父亲随徐森玉接收江南一带的日伪文物图书。其中一大项目是清查陈群所遗藏书,徐沈二人一主一辅,我堂叔沈锡山也曾相助。郑振铎对收书一向起劲,曾提供情报,但也曾打草惊蛇。全过程是个大题目,资料尚待整理,恐需几篇长文,此处先表过不提。

那“不欢未散”之事,起因是上面传来任命,委派沈仲章去香港地区,清点接收文物书籍,名分职位上跟徐森玉平起平坐。可是父亲一向不在乎头衔职称,宁可留沪助徐,谢绝不去。徐森玉劝沈仲章别轻易放弃要职,说这是他和其他学界领头人费力争取来的名分地位,你为主,可带我儿子徐伯郊。

可沈仲章不但不领情,还露出不屑的神情,顶嘴发怪论:“你们看重的名分地位,对我是侮辱!”(大意,原话有笔录待查。但“侮辱”二字我印象深,应当没记错。)
父亲的不识抬举,把徐森玉气得好几个月不跟他说话。不过,两人仍然协力。待徐森玉气头过了,又和好如初。

徐文堪读后告诉我:“关于令尊抗战胜利后的工作,略加补充如下:当时上面拟任命清理接收敌伪文物图书特派代表,家父为京沪区代表,沈兼士为平津区代表。粤港区代表一职,家父力荐令尊担任,主事者杭立武
(1903-1991) 完全同意,但令尊坚辞。”(“京沪区”中之“京”指南京。)
又补充:“当时的正式名称也可能是‘特派员’,但杭立武本人留学英美,对知识分子特尊重,故冠以‘代表’之称。”

数日后徐文堪又追加:“上次言及‘特派员’,再略说几句。……同时任命的,还有一位辛树帜
(1894-1977)
先生,属武汉区。但他是著名留德农业生物学家,长期任西北农学院院长
(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尚为其立塑像),无法去武汉。沈兼士在1947年去世。各地都形同虚设。只有上海,家父与令尊还做了些事,如接收陈群数十万册图书,分配国内各图书馆。”

父亲对我讲徐沈几乎“闹翻”,是当作潇洒趣谈来说的。着重的是他把“名分地位”视为“侮辱”,兼带衬托他与徐森玉之间可以直言不拘。

近年来整理父辈史料,治史自当努力求证,存念核查该职正式名称等等,可尚未得空。因此,非常感激徐文堪提供佐证,而且相当明确
(文堪叔总是我信赖之倚)。不过,我见过相关文书,头衔像是“主任委员”,有“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字样,朱家骅或蒋复璁签署,还待日后查找。

我又想起至少在陈寅恪和周祖谟等致沈函中,曾有相关言辞。周祖谟函较多,一时找不到具体哪封。记得周函用词是“要员”,袁守和知情。消息源自重庆,像是抗战刚完便议任命。陈寅恪函发自南京,写于1946年6月12日。函内提及他没碰到徐森玉,信息当另有渠道。读来似父亲授职已确定,南京有关方面认为他会赴港。寅恪先生开列了不短的单子,委托沈仲章到港替他访友办事。

我知道差不多同时,父亲受何容与魏建功之请,曾任台湾推广国语委员会委员。主要在内地采办设备,筹划培训教师等,也曾赴台。此乃另一题目,而数职
(赴台、派港、留沪助徐等) 委任之先后,也待考证。

下面说逸事之二,涉私谊,我多用“徐公公”:

徐公公对我父亲不避隐私,父亲可随意出入徐家。沈仲章年轻单身多能肯干,徐森玉有家有室书斋文士。沈耿耿效力无二心,徐对沈信任依仗无二话。文堪叔婴幼时期,每逢其父不便照应母子俩,便托付沈仲章。从对外交涉,到送食物送取暖燃料……事无巨细。1949年我父母结连理,拟只通知几位近亲挚友,但徐公公不答应,坚持要沈仲章摆宴,由他主婚。

父亲和徐公公有多项共同爱好,其中一项是探山访庙,讲梵文唬方丈。徐公公教我父亲不少窍门,比如在佛教名山如何与寺院打交道。父亲后来独自上五台山,派上了用场。抗战前,父亲曾和徐森玉、竺可桢等外出开会。因在白崇禧驻地,白还特意会见致礼。会议结束后,一行人结伴登山,与道士打赌等多有趣事。这里只说一件相对稀罕之事,年长的徐森玉照顾年轻的沈仲章。

小小远足队由学者组成,并非人人习惯走山路,因此雇了顶登山轿,随行备急。徐公公行动较显费劲,便归他乘坐。半路父亲突发一种旧病,疼痛难行。父亲有种
Stoic气度,一如往常不诉苦痛,独自落后。(Stoic源于古希腊文
Στωιkσ,音译“斯多亚”。原指哲学流派,兼表人生态度。该词汉译很难贴切,近于淡定、坚忍、苦乐荣辱度外之意。)

沈仲章出名善爬山,不知不觉中成为前后招呼之领队,因此同行者都不在意他掉队。唯独徐公公不放心,也只有他,因与沈极熟而知其体质弱点,便让轿夫抬着往回走。徐公公找到脸色惨白、满头冷汗的沈仲章,下轿让座。父亲虽几乎不能动,仍说歇歇能追上。但轿夫见沈个小体轻,抓起他塞入轿中,抬了就走。

登山队其他人走着走着,不见轿子和徐森玉跟上,便停下等候。轿子来了,坐者却变成了沈。此时父亲病情缓解,故作轻松不道原因。好一会儿,徐公公气喘吁吁赶到,不知沈仲章未作解释,也什么都没说。事后竺可桢提起,当时众人纳闷,徐沈两人变什么戏法。父亲仍笑而不答,恐怕竺可桢始终没明白怎么回事。

二逸事叙毕,顺便说说两家之间零碎事。

不久前有人问及徐森玉,使我回想起儿时随父亲去徐家拜年,徐家婆婆在桌案上摆满甜食,招呼我过去吃。偏偏我小时候嘴不馋,胃也不适应过年食品。更喜欢赖在高高的椅子上
(对小童来说“高”,双脚得悬着),听父亲与徐公公聊天,自以为能听“懂”。文堪叔会出来一下,腼腆地打个招呼,转身隐形。我脑中“定影”的徐公公肖像,占据画面下部的是张大大的书桌,黑色的。徐公公坐在书桌那边,露出上半身。

说起那张书桌,原是我家的。徐公公很多事都托沈仲章,比如战时转移文物书籍,父亲无正式职务也大力相助。日占江南木材紧缺,因父亲熟悉木料木器,负责定做装运箱盒。1950年代初,徐公公托沈仲章替他找张大书桌,父亲便把那大黑书桌寄存在徐家,理由是我家迁居武康大楼后放不下。(父亲常按别人需要“寄存”东西,其实“文革”前我家屋子挺宽敞。1950年代装有室内秋千,那时秋千较大,所需空间也大。)

那张书桌更早是孙晓村伯伯的。父母有我兄姐之前,与孙伯伯孙伯母合住一套公寓,在淮海路另一栋大楼。孙伯伯去北京任职时,把书桌留给了父亲。文堪叔补充说,孙晓村曾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去世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我每次上京,必定拜访孙伯伯孙伯母,感觉很亲近。

要是有人见到徐森玉晚年与家中大黑书桌合影,望赐我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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