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桢赠沈仲章之《居延汉简·图版之部》

许地山与夫人周俟松。摄于1940年后,香港。周苓仲提供

当然,在1980年代,国内在口述记史方面还无成熟的方法论,陈洪进主导的项目只是一个尝试,也不太清楚参与相助者持何观念。但我相信,采访与被采访两方对这个项目,都赋予一定学术企盼,注入心血劳动。估计这份记录稿尚未完善,但比之基于听闻加猜测所遗早年文字碎片,其史料价值毋庸我多言。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团员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中国西北地区发掘出一万余枚汉代简牍。这是首次大批量出土的汉简,依古地名而称作“居延汉简”,被公认是东方考古的重大发现。

《澎湃新闻》2017年9月7日,刊发了柳向春《徐森玉先生与抢救居延汉简的传奇》(简称柳文)。柳文宣布:“可以肯定的是,吴景桢确实是将部分汉简携至了长沙。”这个大胆“肯定”要是真被肯定,居延汉简研究史上“确实”得记上一笔。甚至可以说,这是1930年居延汉简被发现后的一大“惊人”发现。

了。也许被人领错了,会来调换的。如果实在没有了,就照章赔二十块钱。”我岂肯罢休,还是瞎找。我多少心血难道一笔勾销?天快黑了,仓库里又暗得很。“要不然,明天再来找寻吧!两箱不值钱的东西,不大可能遗失。”我担心极了,是我们情报泄露了,东西被人拿掉了,还是……我整夜未眠。第二天就再去找。找啊找,后来看到另一个角落里有张大油布遮着一堆东西,好似有人故意把它遮起来不叫人看见似的。快掀开一看,啊哟!就在这里了!“好,拿去!拿去!”昨天为了找不到,一夜难睡,想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急得真是哭也哭不出。阿弥陀佛!终于找到了,我如释重负,把两只箱子拉到香港大学存起来。

因为,汉简秘密南运,决策者责令沈仲章单人经手。定了三条原则:“没人看见,没人碰过,没人知道”。哪怕是指令发出者,也仅“知道”沈仲章运汉简,并没“看见”或“碰过”实物。至于何物装于何箱,只有装箱者沈仲章“知道”。

还可找参与采访者如霍伟,了解当年他(们)如何体会陈洪进的意图,以及该项目进展情况。这本身也是个有意思的题目,因从父亲言辞间得知,前辈学者对口述记史早有想法。但在三十多年前,国内史界正式提“口述历史”的还不多。

邢义田回复:“太好啦。陈君葆日记也是这么说的。”原来,史语所的简牍专家早有合理解读。

父亲带着存单离开北平,8月12日到天津。父亲通知已转移到后方的徐森玉,数月后徐来津相会。徐森玉传达傅斯年等学界领袖人物的决定,指示沈仲章单人负责,南运汉简至香港。父亲再回北平,将两个储简箱托运到天津,留存于托运行。【以上北平——天津。参见《沈仲章抢救居延汉简历险记》(简称《历险记》),署名为“沈仲章口述、霍伟记录、胡绣枫整理”,1986年首发于《团结报》,同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文物天地》相继转载。我手中无文本,刊载月日不能确定。刊发前父亲未作校勘,小有差误。本节概述均据多次亲闻和笔录,不另注。】

陈记中有误,当时无损于事,无损于人。沈仲章到港后陈君葆当知谜底,但日记似乎没作补记更正。此也常情,无以为怪。陈君葆并不直接护简,是关心协助,并无责任事事必录必证。陈君已离世无法解释,没想那点偶尔小失误,却偏偏被柳文挑出,放大示众。可能我因与父辈祖辈学人接触较多有感情,觉得那是不尊重前辈。《陈君葆日记》出版十八年,我读后存疑近四年,说不定还有慎思更久之人。要都沉不住气,早有人“发现”汉简去长沙了。

简言之,不该拘于“局限”之史料而不调查思考,抓取零碎字面而立论;也不当忽视史料之“局限”而漫无边际创“发现”,责其他研究者“竟然都习焉不察”(柳文用语);更不可借口史料有“局限”而任意解读,随欲按需治史。

下面略议本篇所涉史料,兼谈如何对待史料的些许拙见。

除了采访者是学者,口述者本人也具学术素养。父亲先在唐山大学读工程,唐山大学是西南交通大学前身,早年以难考和训练严格著称,茅以升母校。三年后转考北大理学院物理系,再转文学院,毕业后被刘半农招去主管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汉简就存放于邻屋,因此父亲熟悉环境,在日军初占北大时,可走边门转小巷以救汉简。)简言之,父亲有扎实的科学功底。

读柳全文,长沙误判为犯错较轻、较易纠正、尚可原谅之处。柳文为别的论题引徐森玉信函,尤其是对1939年徐致友函,解读导读多维失真。若读者细究取简数量、日期和地点等,会有损徐前辈。柳读其他史料如蔡元培日记,也多有偏颇。可是柳读与摘文交织,若欲评柳读舛误而不伤前辈,得费笔墨容另议。而对前辈文字本身,我希望有机会与徐氏后代合作解释。

再从另一角度来看“善待”,以第二节摘柳文所依史料陈记为例。《陈君葆日记》史料价值之高,已得公认。善待便须认真解读合理使用,谨防误读误导,使珍贵史料贬值,著名前辈蒙羞。我不是说,非名人所述所记就不必善待,我主张一视同仁。

这个答案,顺带排除了柳文猜测的一种可能,即汉简的“另外一批则是在1月12日的时候,由海口船方交给了陈君葆等人”。其实仔细读陈,便可知柳文猜测岔道,表过不提。读柳文其他辅助依据和解释,也经不起分析,不提也罢。

吴景桢赠沈仲章之《居延汉简·图版之部》;扉页题词。注:“劳榦……即行故去”不确,1980年代中期父亲还与劳榦通信。当年吴应没见过或碰过“破竹片”,那是后来知识,另议。

可惜,“肯定”是不对的。木简不曾去长沙!

再说木简怎么样了呢?等到蒋梦麟来了,收条拿到了,而恒生轮也老早离开香港了。两只木箱是随船先到,无人领取,被搁到仓库里去了。也许已有个把月了。我拿着这张收条会同许地山去提这两箱木简。这两箱东西因为已经讲明交托给香港大学保管,安放在该校的汉口图书馆。汉口图书馆是香港大学的善本藏书仓库和阅览室。准备将木简搁在一个长的保险柜里。有几道暗锁,钥匙交给我和香港大学共管。他们单开也开不开,我单开也不行。提取时要征得双方同意,是订有合同的。我和许地山到轮船码头去领这两箱国宝时,又是吃了一场虚惊,几乎全功尽弃。那艘恒生轮已经到了好久了,现在才去领取,问谁去?没办法,只有自己去找。找啊找,到哪处找?恒生轮上的东西都在这一块,可就缺这两个箱子。“你认识那两个箱子吗?”“认识啊!”“再看看这几堆,有就有,没有就找不到

1931年,居延汉简由出土地区运到北平,归考察团理事会保管。为便于研究和摄影,转存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父亲沈仲章时任北大助教,兼任理事会唯一干事,为汉简摄影。1937年7月底,日军入侵北平,立即派兵把守北大。父亲独自黑夜翻墙潜入侦察,见迹象汉简极可能被毁,也担心日后被夺。于是当机立断,请助理周殿福帮忙,悄悄走边门进屋,将汉简逐根包裹妥当,分几次运出北大。先后转藏,都不觉得安全。父亲根据万余枚汉简及多层防护所需体积,定制了两个储简大木箱。将汉简装箱封实后,存入德资银行的保险柜。【以上汉简在北平。参见拙文《沈仲章与居延汉简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今论衡》第28期,2015年,第9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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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史料还需有机解读。有机解读方面很多,以分析陈氏假定为例,得先弄清史料性质、史料作者在该事件内真正角色及知情程度等等。陈记的史料性质是日记,非正式报告。读陈记已知,作者角色是间接旁听。研究者若稍作努力,应想到陈长期居港,对汉简的体积、数量及易损程度等,极可能还无直观概念。研究者若进一步了解历史背景和事件实情,也当不难理解,在直接经手人和汉简还没都脱险时,其他人难以弄清所有真情。总之,研究者在初步筛选立论所依时,就该对史料多作思考。这样不仅可使自己的研究更有效,也可大大节省读者和其他研究者的精力。

沈仲章在青岛码头,摄于1938年1月。

父亲马上回城内发海上电报,请船长抵港时,将船长室的皮箱交给乘客吴景桢。吴是北大理科毕业生,一向佩服沈仲章。这次船票又是沈为吴弄到的,因此沈托之事,一定照办。父亲又电告徐森玉,告知脱船,请他接吴。因海上电报

善待史料和分清不同性质的局限

其实,日记不是论文或报告,原没打算公布,很少核实更正。后人解读,得借助辨析能力和背景知识。陈君葆是相助者,并非实物直接经手人。陈记中写得明白,陈得到隔地传言,吴景桢把“东西”带去长沙。消息源自袁守和,陈没说是否亲闻。袁也并没见到“东西”,只是接读吴函。仅读陈记行文,已知消息几经转传,信息层次很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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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简介在1937年夏,居延汉简被及时运出北京大学,半年后1938年初抵达香港的大致过程,以及停靠地点。

1986年发表的《历险记》所依之本,应是上述采访课题的半成品,但不确定是否为同一份记录稿。胡绣枫不是中国社科院系统的,不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接手。我推测,她果断发表《历险记》前,没请沈仲章作最后校勘,很大可能是担心沈过于认真又不喜扬名而耽搁。《历险记》有些疏漏情有可原,比如胡绣枫无机会系统亲闻全过程(不排除补充采访),各层编辑也可能删改稿件。

留在香港码头的汉简

记录稿选页。末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卅一日”口误或笔误,另议。

善待史料先得读通文字,除字面意义还有字里行间。为方便讨论,再简述陈记中特别相关本篇的三点,即什么消息、怎么传递和陈氏假定。读陈记可获:1.什么消息?“东西”去了长沙(陈没更改内容以适自己假定)。2.怎么传递?先是吴景桢函告袁守和(非对话,不能当场追问核证),再是袁隔地传话到香港(不明方式、对象、有否几传、是否可核证等)。3.陈氏假定?“东西”是汉简。陈君葆寥寥数语,虽为信手随记,不是公开发文,但就纪实、条理和信息量等而言,都比柳文洋洋长篇要强得多。

12月底,两个储简箱被当作货物托运,上了海轮恒生号。父亲随船南下,结识了船长,随身皮箱放船长室。恒生轮终点是香港,中途停靠青岛装货。父亲上岸给徐森玉发长电,请他香港接应。不料日军逼近青岛,船长接急令提前启锚。父亲回到码头,船已不见踪影。【以上天津——青岛;汉简未下船。】

2017年听闻一个新“发现”,说在1938年,一部分居延汉简去过长沙。这是误判,必须尽早纠正,是以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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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大到香港的路线

一转眼,斯坦福大学的两本《陈君葆日记》,在我手上已近四年。

日前闻一学人为之辩曰: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局限。我即回复:那是不会研究历史者的局限,不是历史研究的局限。

我兴奋地电邮邢义田:“记得我几年前关心蒋梦麟1938年初访香港的具体日期吗?我早在思考,木简是否被吴景桢带去长沙,再由蒋校长带回香港。因为此事较大须慎重,弄不好史语所汉简路线图得改,我一直在求联吴景桢后代。在找到进一步支持或反对的证据前,不敢惊动您。”我告知答案:“木简一直留在香港码头仓库,没去过长沙!被吴景桢带去长沙、再由蒋校长带回香港的是一个皮箱,里面藏有西北考察团的东西,还有向轮船公司领取木简的凭据!但因时隔已久,装木简的两个大箱子差点儿找不到。别人是极难找到的,除了父亲本人。”

1938年1月上旬,恒生轮抵达香港。因吴景桢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徐森玉没接到。陈君葆埋怨,“弄得非常的不好”。香港其时未遭战乱,陈君不满情有可原。他习惯于和平时期英国文明的旅行经验,不明险区危情,不知找到人可托已属万幸。再说吴景桢把皮箱带去内地,辗转到了长沙,交给蒋梦麟。【以上香港——长沙;有个箱子去长沙,汉简情况下文揭晓。本段综合亲闻、笔录与文献资料。】

陈洪进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特别有条有理,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我大学期间拜访一些著名学者,听他们说过陈的一些事。比如“文革”中陈被隔离审查,仍继续思考研究专题。会递条子出来,指明到某个架子某排某抽屉,取某套读书卡片,他报出自编索引提示,从不弄错。我学的不是陈洪进的专攻,但曾请他给我开系列小讲座,专讲怎么读书。他的思路清晰,令我佩服。

本节已定聚焦点是父亲抵港后,如何领取汉简。下面抄录新得记录稿中相关部分,不删减。其中“我”是沈仲章。有几处我用方括号加【(沈亚)明注】,可以加注的不止这些,容日后再补。

再者,父亲多次参与整理考古物品,比如主持清点斯文·赫定(Sven
Hedin)待运标本,有良好的史学意识。父亲二十出头便从事田野调查,中央音乐学院研究所等多个专业组织曾请他培训后学,积有五六十年的相通领域经验……从我与父亲几十年的交谈中得知,父亲脑子里有verifiable
(可以验证)这根弦,估计源于他有实验科学、田野工作和考古实践等经历。(相关背景择要简述,所言皆有据。)

“长沙”之误,是柳文诸多弊病中较简单的一种,希望我已大致说清问题了。

柳文的主要依据是陈君葆1938年1月15日记(简称“陈记”):“现在木简的其余一部分已有了下落了。吴景桢致守和的信说他过港时把东西迳带到长沙去,不及在香港停留云。”(《陈君葆日记》,谢荣滚主编,陈云玉、陈文蔚、陈文达和陈云湘编,商务印书馆,香港,1999年第1版,第339页。我依版本为斯坦福大学藏本,扉页有“陈云玉赠”。柳自注也摘1999年版。核对柳摘,小有差异,不影响本议题。)多年前我也见过这条陈记,也曾思考木简是否去过长沙。据闻《陈君葆日记》是畅销书,估计读过陈记的人不少,大概都曾做过类似猜测。不知为何十八年来,别人没有提出这一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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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15日,不完全知实情者陈君葆,在唯一知真情者沈仲章揭开谜底之前,以为吴景桢带去长沙的“东西”是汉简,记下了当日所闻所猜。没想到约八十年后,被当作史实而“肯定”。其实,陈记含不少可供思考的线索,只是求证者不够小心。

再说青岛脱船的沈仲章,幸运地在日军登陆之前,搭上路过的唯一海轮。父亲随船抵达终点上海,已身无分文。找到预定应该为他提供资助的机构,但因听闻日方追捕沈仲章,管事者怕事装傻。最后父亲向亲戚借钱,买船票去香港。印象中《历险记》中缺了在沪经历,容日后补叙。

对沈仲章生前的许多特殊经历,知者不多;但对沈仲章承重多劳、“不求人知”(叶恭绰语),道及者不少,此处不赘言。父亲明确告诉我,接受采访是为了留史。父亲对弄清史实细节很当回事,上节摘录的尾注可显一斑。还有,父亲抵港首先找许地山,由许陪同码头取简。因此父亲请许夫人审阅记录稿,找知情者核实补充。父亲在尾注中已说,对有些事的具体日期及天数间隔等,仍需继续思考。但我认为,对汉简在什么箱子里,抵港认领过程等,他作为直接经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值得重视。

另外在1980年代初期,几位当时还年轻的美国学者,因听吴景桢和其他海外前辈讲述沈仲章,向先我出国之友打听这位有趣人物。其中至少有一位,听吴讲过汉简南运。那位学者替吴景桢去台湾购买劳榦用沈仲章所摄照片编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带到美国。吴景桢在中美建交后就寻找我父亲,1980年将那部图册寄到上海我家。

花费高,几乎用尽父亲身上所余钱款,致徐电报简单。【以上青岛——香港;汉简在船上,沈在青岛作应急补救。】

初读柳文见“肯定”,我喜出望外,以为终于有人替我解决了久存心头之疑。可再一读,大大失望。

我较熟悉专题,看出疑点,没轻易下结论。我求联吴景桢后代,环环转联需耐心。2014年初我经史语所简牍团队邢义田的指点,基本确定了蒋梦麟到港日期。我又想起,父亲曾说抵港后“等木简”,对码头取简也有详细描述。这事不得心躁,准备待有了值得提出之点后,再向专家求教……

查上摘记录稿前部,标注采访者插问为“陈问”。由此推知,记录稿源自1980年代初期的系列专题采访。据我所知,那是一个严肃的口述史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洪进主持。陈洪进的初次采访是1983年上半年或更早,接着由历史专业研究生霍伟(也许还有别人)后继采访。再根据录音记成文字稿,请口述者核对。历时不短,记得1983年我曾被邀上京整理,但因故未成行。新近征得这份记录稿,有少量父亲校正的痕迹,末页记有父亲加尾注的日期为1984年9月18日。目前不清楚先后一共校订过几次,这份记录是否最后一稿。

为给本节所揭谜底提供佐证,下面摘录直接经手人沈仲章的口述记录。含相关细节,还有几波几折。也为第一节汉简转移经过之延续,估计《历险记》这部分不详细。读者亦可跳过下节,直接读第四节结语。

我以为,在活的线索尚未切断之时,不寻找亲闻者或更直接的资料,却凭间接的支离碎片,急于下结论,实乃治史大忌。读柳文还感到,作者也许与前辈学者接触不够。可能因此而对历史环境人物性格有隔膜,对思考事件整体机理有困难,对公正系统梳理史料有障碍。我觉得,这是导致柳文多处错位的三大原因(而这三点正是有机治史之必须),虽然还见到其他因素。

一到香港,我就找许地山。可是许说没有人来啊!后来我才知道吴君已到重庆,继而离开重庆到长沙。吴来信告诉我,皮箱已交给蒋梦麟校长,说蒋不久要飞香港,所以这个木简的收条,跟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邮票一大包等东西,连同北大的许多东西,一起直到蒋梦麟校长到港,才带来香港。我去找蒋,他把箱子慎重地交给我,打开一看,原封未动,北大的东西交给他。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东西和木简收条都在里头。我跟许地山一接头,我就说要立即找到徐森玉,但我到香港时,徐还没(从上海)来。【(从上海)三字为后加,父亲对此有尾注,见下。】后来见了面,我说:好啦!木简安全运到这儿了,大功完成。第一阶段任务是我自告奋勇,第二阶段是你交办的,我全做到了。没人看见,没人知道,没人碰过,原封不动我把它运来了。【明注:第一阶段1937年7月底-12月某日,第二阶段12月某日-1938年1月底。“12月”取自柳文。三个“没人”可说明,吴景桢不知所携何物,而陈君葆等知沈运汉简却不知真情。】现在我要到长沙报到去了。长沙北大那时准备搬到昆明,是要徒步迁校,因为没有那么多交通工具。有人来信告诉我,曾有人提议等我回去,当个领队,因为我是出名的飞毛腿,善爬山,出名的旅行家。跑路在我则更拿手。每天一百里,不在话下。【明注:见过一份西南联大的北大教职员名录,沈仲章榜上有名。】但是重庆傅斯年连来两个电报,打给徐森玉,说叫沈仲章不要离开香港,且等他自己来港,另有重要任务。

随而思忖,若一人一文独陷,不足虑。进而叹息,若把“不会研究历史者的局限”,归结于“历史研究的局限”,那么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岂不陷入困境?故而借此机会,稍抒愚见:分清不同性质的局限,乃为学之必需,期望能与所见略同者交流互勉。 

我求助于直接经手人的第一手资料。正巧不久前,经许地山公子周苓仲指点,征回一份父亲接受采访的口述记录稿(简称记录稿),原由许夫人周俟松保存。一查,见到谜底。

一方面我必须说明,《历险记》未经口述者校勘。另一方面我也得说明,初读《团结报》所载版本,印象大节不差。在没有更翔实的资料面世之前,《历险记》还是反映当年经历的史料,值得参照,当善待。而善待史料中有一点,便是分辨史料作者。《历险记》署名作者非沈仲章一人,据我对口述史的有限知识,用“沈氏自述”指代《历险记》,不妥当。

再换个角度,我们这两代人研究抗战时期的居延汉简,还算很幸运。那串系列事件发生于1937—1941年,还在所谓“three-generation
reachback”(暂译“三代回溯”)范围之内。若找不到亲历者,当找亲闻者,最后是亲闻者的亲闻者。我对第三代有保留,恕不多议。

对那段历史,还找得到亲闻者。我从1966—1986年,多次亲闻,留有部分笔录。不少地方父亲对我说的,比对采访者说的,更具体更生动,夹以解释相关内情。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亲闻者。

父亲对“徐森玉还没(从上海)来”加了尾注:“这一段还需要想一想,似乎我到港,徐森玉又去了上海或未从上海回港,其间隔了相当时日,大约等到蒋校长来港把藏有收条的箱子交还给我以后。仓库里提木箱时,徐似乎并不在场。”父亲生前,《陈君葆日记》尚未出版。据陈日记,1938年1月31日徐森玉当在香港。这并不与沈述造成矛盾,正可互补。

更关键的是,解读史料,还必须分清当年各人的真正角色。陈君葆并不是决策汉简南运者,因此他的猜想虽乍看有道理,但忽略了一个只有内圈人才明白之点:到底沈仲章托带的是什么“东西”,只有沈本人清楚,别人都不知道。

去了长沙的“东西”

1938年1月15日,不完全知实情者陈君葆,在唯一知真情者沈仲章揭开谜底之前,以为吴景桢带去长沙的“东西”是汉简,记下了当日所闻所猜。没想到约八十年后,被当作史实而“肯定”。

倘若史料有局限(比如当事人所遗信息不全不确,旁听者不明真情所记存疑等等),研究者一当积极寻求填补空缺(比如有否亲闻者等,当然对一应史料包括亲闻都需分析),二该合理运用已有史料(比如对早年文字资料也需分析),……局限种种处处,讨论又是大题。已及篇末,仅提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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