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崖墨翰》第十八札傅山致魏一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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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虚斋珍藏清代名贤手札》傅山致魏一鳌均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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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崖墨翰》第十八札傅山致魏一鳌

《丹崖墨翰》汇集的是傅山与魏一鳌通信的前期部分,大致自顺治三年至八年:庞虚斋藏册汇集的是后期部分,大致自顺治十年至十四年。这些信札,贯穿了傅山与魏一鳌在山西从相识到分别的全过程,刻画出二人交往的清晰脉络。

清顺治间,在山西为官的魏一鳌
(?—1693,字莲陆,号雪亭,又号海翁,直隶新安人)与傅山结为好友,给乱离中的傅山及其亲友提供了很多帮助,特别是在“朱衣道人案”中,魏一鳌为傅山作证,帮助他脱离了牢狱之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傅山也给魏一鳌写了大量书信并流传至今,构成傅山书法作品的重要内容。白谦慎先生对此曾作深入研究,使今人重新认识了魏一鳌其人及他与傅山的交谊,成果具见《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傅山的世界》等著作中。

现存傅山致魏一鳌手札,主要有“一卷一册”:一卷是香港收藏家叶承耀所藏十八通,装成手卷,题为《丹崖墨翰》;一册是上海图书馆所藏十五通,装成册页,系庞虚斋原藏《国朝名贤手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零星散见者。

对《丹崖墨翰》,白谦慎曾作释文,附于《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的个案研究》
长文之后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上海图书馆藏册,近来有两个附有释文的影印本:先是收入尹协理先生主编的《最新发现:傅山致戴廷栻魏一鳌手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近来又收入梁颖先生整理的《庞虚斋藏清代名贤手札》(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12月)中。这些手札陆续整理出版,为研究傅山与魏一鳌的交往、傅山入清初期的生活状况乃至书风演变提供了一手资料。白谦慎先生曾给《丹崖墨翰》中的手札简单编年,尹协理先生在《新编傅山年谱》(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中也给部分上图藏札系年,但他们没有给全部手札编年,已编部分也不无可商之处。现利用《庞虚斋藏清代名贤手札》出版提供的机会,为这些手札编次年代,并对相关问题略作考订。

庞虚斋藏札的写作年代

顺治十一年六月,傅山受宋谦案牵连被捕,次年七月出狱。034札言“至七月廿二扶病出狱”,当作于顺治十二年(1655)秋。036札所言应为狱中之事,稍前。

顺治十三年夏,魏一鳌丁忧服满,赴部铨选,得任忻州知州。他于十月二十七日赴任,两个多月后旋即辞职。庞虚斋藏札有十通写于这段时间。

从031札看,魏一鳌此时已经辞职,正准备还乡。他在《岁寒居答问序》中说“丁酉解组”(《雪亭文稿》),傅山信中又提及“灯节”不能晤面,可见时在顺治丁酉
(十四年,1657)正月。这是忻州通信中最晚的一封。

此札复谓“守桑邦已几三月,不曾专一展候”,说明魏一鳌守忻州期间,傅山始终未能前去会晤,但025札言“昨匆匆不多领教”,又显示二人曾经相会。究在何时何地?实为魏一鳌上任路过太原时的事。

傅山致魏一鳌手札,从内容看《丹崖墨翰》在前,庞虚斋藏札在后。但庞藏涉事清楚,旁证有力,能给《丹崖墨翰》编年提供依据,所以我们先从庞藏入手。所用编号即《庞虚斋藏清代名贤手札》的编号。

庞藏散乱无章,据内容可分为三组,一涉魏一鳌的弟弟生病、去世;一涉傅山蒙难、出狱;一涉魏一鳌莅任和辞任忻州知州。

据苗蕃
《清故待赠明桢魏公墓志铭》(魏一鳌《雪亭文稿》附,国家图书馆藏),魏一鳌的弟弟魏一鲲、父亲魏梁栋在顺治癸巳(十年,1753)先后去世。024札言“贤仲之病”,032札言“贤仲之戚”,当作于此年。

037札说:“昨闻命草草作答,恐驺从惠村侨,诸凡村气,开罪良多,特入城图一晤。前命千万已之,不敢劳会。弟寓古度馆,候久虞夜禁,下舂遄归,明早再领教也。不投谒,并不劳作答拜常礼。但参谒匆烦,不知何时得闲。在僧寓先此致款,不尽。”笺纸右下又有附言:“闻上司有酒
(梁释误为‘闻上自有暇’),不能痴待,拟再来也。”

他们会面的地方,魏一鳌有上司宴请,并且“参谒匆烦”,必是太原。这里既是山西省城,又是忻州府城。魏一鳌到太原后,写信给住在北郊土塘村的傅山,表示要到村中探望,傅山恐他劳顿,遂与亲友一起进城相访,但魏一鳌被上司请去吃酒,未能见面,傅山遂留书约次日再见。037札是忻州通信的最早一封,025札次之,均作于十月二十七日前。

余下的忻州通信,皆写于魏一鳌到任之后,所言诸事,留下几条时间线索。一是傅山请魏一鳌为其亲戚张古度之子参加府试、道试提供帮助,二是傅山几次提出赴忻州与魏一鳌会面的计划,三是傅山问候、分析魏一鳌病情,四是傅山、魏一鳌与臬司杨思圣的往来。杨思圣于十月中旬由山西按察使升任河南右布政使,年底前离开太原。综合这些线索,可以给书信排出顺序。

至此,庞虚斋藏札只有035未能确定年代了。按札中“黄玉”是傅山门人宗璜的字。魏一鳌任职山西布政使司时,宗黄玉和他来往密切,此札当属于这个册子中的早期作品。

总结一下,庞虚斋藏傅山手札15通的写作顺序,大致是:035,024,032,036,034,037,025,030,028,029,027,038,031,026,033,始于顺治十年(1653)或稍前,迄于十四年正月(1657)。

朱四案件发生的时间

《丹崖墨翰》卷汇集了18通傅山手札,是魏一鳌生前整理装裱的,除少数信札外,基本按写作时间排列。各札均未署写作时间,但其中一半,即第九至十七札,可以考出相对准确的写作时间。

这九通信札的内容,都与朱四命案有关。朱四是傅山内侄张孺子的女婿。傅山与亲友们在阳曲县友人杨尔桢的庄园相聚,朱四玩秋千时发生意外,死于架下。傅山等人担忧地方无赖借机勒索,遂请求魏一鳌帮助处理。随后朱四之兄和乡约等果然兴讼纠缠,但在魏一鳌的镇压下,事态最终平息。

在处理案件时,傅山要求魏一鳌做的事,主要有两项,一是到各衙门疏通请托,“万一有言,凡道府县衙门,统渎门下鼎容力持之”“或抚或司道,总求指示而先容之”;二是由魏一鳌运用权力,直接办理案件。“县差一出,便有多少刁难,穷途之人无许多物力打发。恳求命一役至村,押勘施行”“仍烦威旌一临村中,先相之,付乡约地方看守便也”“阳曲前票既蒙台命已撤,若再一准,仍中彼计”“昨词闻又到案下,未知果否。果尔,亦求速一验看”,等等。

按以前的认识,从顺治三年谪官到十年丁忧,魏一鳌一直在山西布政使司作幕僚,并没有管辖地方、办理刑案的权力。而在此案中,魏一鳌不仅查验尸身、验看词状,还能撤销阳曲县发出的差票,既主管刑事,又是阳曲县的上司,俨然实权在握。这都是因为他当时正署任太原府同知。

按王余佑
《魏海翁传略》(《雪亭文稿》附),魏一鳌在山西曾“署沁州篆务,时值旱魃为灾,公虔诚步祷奇应……署太原府同知”。魏一鳌有《沁州伏牛山祈雨奇应,州志甚详。余庚寅视篆兹土,会连月不雨,率绅衿往祷,越二日而大雨如注,郊野沾足,敬志》诗,可知其署理沁州知州,时在顺治七年庚寅春夏,署太原府同知在此之后。

魏一鳌署理同知期间,发生了乐平蠹衿纵子杀人案,“县

令具招申详于曹太守,太守移送军厅,公一一细驳其妄,众皆大服”(《传略》)。检乾隆《太原府志》职官表,知府曹时举顺治五年至八年任,魏一鳌署同知必在八年之前;复检得同知任有刚,顺治七年至十年任,魏一鳌署任又在他到任之前,即顺治七年(1650)。

在署理太原府同知期间,魏一鳌还帮助“司李王公迂叟”审理了泽州诸生颜泰蒙冤一案,这位太原府理刑推官王迂叟,也在朱四案中出了力。傅山在第十六札中说“无妄之愆,劳莲、迂两台台深心大力”,“莲”为魏莲陆,“迂”当即王迂叟,益证朱四案发生在魏一鳌署任同知之时。从傅山担心“天热一坏”,请求速埋朱四尸首来看,此时尚未到冬天,也与魏一鳌署知沁州时间相衔接。这九通手札,可确定写于顺治七年(庚寅,1650)下半年。白谦慎先生将其系于九年壬辰,相差两年。

傅山赠魏一鳌十二条屏的创作年代

《丹崖墨翰》第十八札,白谦慎先生认为,“基本可以肯定这通信札书于1657年初,因为信中提到傅山在1657年初魏一鳌辞官还乡之际为其所书十二条屏”,并认为“十二条屏对研究傅山在清初的思想和书法艺术都极为重要”。如此,对这通书札及十二条屏的系年,也就变得重要起来。

傅山写给魏一鳌的十二条屏至今尚存,归美国收藏家收藏,但屏中提及的最晚年代是庚寅(1650),无法证明其自身或第十八札作于1657年。实际上,细绎条屏和信札内容,就能发现它们不会是1657年的作品。

在第十八札中,傅山说:“酒道人滨行,宗生黄玉与家弟止约我辈三五人,为屏材,而属笔侨黄。”“一二日有事过州。文旆东发,或当图晤。”这次送别魏一鳌,傅山除了写赠屏条,还安排在旅途中会晤。而顺治十四年春魏一鳌从忻州辞官回乡时,傅山与他辞别的通信,即庞虚斋藏033札,所言情形完全不同。

魏一鳌知忻州两个多月,傅山一直想去会晤,却又一直未能成行。写033札之前,傅山本已约好“正月后半”前往忻州,但此时又表示“衰病日侵……即灯节之约,亦属信口妄拟,殊无的意”,再次爽约,并感叹“山里人何由复再图晤”,并没有当面送行的打算。

傅山在第十八札中说即将“过州”,这个“州”并非忻州。一则,它需要两个人同方向旅行一段时间才能到达,是魏一鳌“东发”的中间站。忻州是魏一鳌行程起点,若在此相会,需要他暂留不动,而不是“东发”,不然二人正好错过。二则,这个“州”在东方,忻州在太原和傅山居住的阳曲县土塘村北方。二人无论怎么走,都不可能来到一个“东方的忻州”。因此《丹崖墨翰》
第十八札与庞虚斋藏033札,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前者说起的离别,并非顺治十四年春从忻州出发那一次。

从地理位置和魏一鳌经历看,其“东发”路过、且只写一个“州”字就能领会的州,只能是太原东边的平定州,因为他在太原为官时,把家安在这里。苗蕃《清故待赠明桢魏公墓志铭》说魏一鳌“仕晋且久,遂客于平定,如欧阳六一在颍上也”,其父母均住在平定。《霜红龛集》卷二十三收有一封傅山写给魏一鳌的信,内云:“托胡子丹贻一函至州,即得答,云酒旗复指大卤也。果尔,不以官之迁否为定,经历厅事何不可坐步兵校尉也。”(《寄羛兄·又》,白谦慎先生指出它是写给魏一鳌的。)大卤是太原的别称,此时任职经历的魏一鳌往来于“州”和太原之间,其“州”也是平定。

对十二条屏,白谦慎先生也有录文,但误把第十、第十一条当成第三、第四条,造成错简。“椒山先生亦上谷人”至“又有辞复静修矣。然”一段,应置于“静修之诗多惊道人之酒”前面。从内容看,它不会作于魏一鳌辞官忻州之际。

此屏起首说:“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当己丑、庚寅间,有上谷酒人以闲散官游晋,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辄自号酒道人。”除了“己丑、庚寅”,文中提到的其他年分只有更早的壬午。庚寅去丙申(1657)已近8年,如果这是傅山在丙申写的文章,为何对魏一鳌新近踪迹不着一字,而专写7年前旧事?
若换个角度思考,此文本来就写于庚寅或稍后,那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

“以闲散官游晋”,也符合“己丑、庚寅间”魏一鳌在山西任职的实情。

《魏海翁传略》谓魏一鳌知安定州“甫期年,以意外被谪……是年,补晋藩参军”。在“朱衣道人案”中,傅山供词说顺治十年他拒绝与宋谦交往时,“布政司魏经历在座”。过去的研究认为,“参军”属于布政使司低级官吏,“经历”是高级官员,魏一鳌在担任参军数年后升任经历。其实不然,“参军”只是明清人对“经历”的美称(清王崇炳《金华征献略》
卷十七
《杜暹传》:“参军,幕官,即今之经历也。”),是对同一官职的不同叫法。魏一鳌自顺治三年至十年,一直担任布政使司经历,未得升迁,己丑、庚寅间更是职无专守,曾署理沁州知州、太原府同知,还署理过临汾知县,这样的官是名副其实的“闲散官”。

十二条屏下文又说:“道人方将似尚有志用世,世难用,而酒以用之。”“方将似尚有志用世”,准备在官场有所作为,与“辞官还乡”完全两个方向。

魏一鳌“尚有志用世”的官场态度,绝非他从忻州辞官时所有。他在顺治十三年出来做官,是被强迫的,原非本意。《魏海翁传略》说:“丙申释封翁服,携家旋上谷,即有林泉之志,不欲赴部。会有当事者以危言悚之,不得已谒铨曹,得太原之忻州,终非其志也。”而这次选官遭受的惊吓,让他后来作《关夫子感梦记》一文时仍惊魂未定:

丙申维夏,余起复补官京邸,病大作……余抱病入试,勉而塞白。忽传广西恢复,急需人补。此时急选者六十余人……示一出,吏部阶前,呼天抢地,不忍见闻。余惶遽甚,然部催掣签,在次日矣。归寓自思,广西在数千里外,余有老母在堂,无兄弟侍养,今补此地,将欲携老亲以行乎?跋涉艰险不能持;将欲留老亲于家乎?旧业已空,将何以糊口。且孑然一身,资斧莫出,纵有一二旧仆,谁肯舍妻子随主人于数千里烟瘴地乎?
不如自己毕命,以全老亲。继思老亲暮景,又将付之何人也。踌躇星月之下,往来三鼓不休……迟明惟候呼集掣签,历辰巳午寂然。未几喧传急选诸人,皆掣签出矣。余骇之,急走部门访问,凡我同试者,皆号恸归舍,余倖免……厥后补忻州。”(《雪亭文稿》)

一场官选下来,众人恸哭呼号,魏一鳌甚至想到自杀,这种拿刀逼着做的官,实在无可留恋,所以他刚到忻州,就托病请辞,虽经上司与傅山等友人极力挽留,仍毅然而去,离上任只有两个多月。而且他的老母为坚其意志,先行还乡。这样决绝地辞官,怎能叫“方将有志用世”呢?
如果十二条屏确实作于忻州辞官之后,傅山作为坚定的明遗民,一定会对好友的行为大加赞赏,引为同道,不容视而不见。现在的情况是一字未提,反说“有志用世”,只能说尚无辞官之事,这是可以肯定的。

魏一鳌好酒,是任“闲散官”时的事。此时饮酒,虽为浇胸中块垒,也由于父母在堂,生活安定,又有一众好友诗酒流连。而任职忻州时的魏一鳌,刚刚经历了丧弟、丧父之痛,又被迫出仕,两个月里连日生病、心绪恶劣,“酒道人”早已名不副实。在这种情况下,傅山作文饯别,不应以“酒人”为主题。

其实魏一鳌离开忻州时,傅山确曾写字送行,但写的是
《金刚经》。庞虚斋藏033札说:“《金刚经》写就久矣,嘱裱未就,当留数日,当能取到手边复约也。”顺治十年后的数年间,傅山遭遇牢狱之灾,死里逃生,魏一鳌迭逢丧事,世情冷淡,他们的心境与七年前全然不同了。

傅山与魏一鳌的这次分别,应发生在庚寅
(1650)之后,癸巳(1653)之前。十二条屏说“莲老道兄北发”,其北行目的地,既可能是家乡新安,也可能是京师,魏一鳌父母妻子定居山西,不必回乡省亲,此行以进京可能性为大。清代官员三年考计一次,魏一鳌于顺治五年夏天曾赴京考绩,至八年又是大计之年,他为此进京,“有志用世”,可算一个合理猜测。如此,《丹崖墨翰》第十八札和十二条屏,或作于辛

卯(顺治八年,1651)。此年紧接文中出现的最晚年代庚寅,第十八札又在手卷中紧接庚寅诸札之后,在逻辑上也是融洽的。

《丹崖墨翰》的写作年代及与庞虚斋藏札的关系

确定了第九至第十八札的年代,《丹崖墨翰》的编年任务已完成一多半。下面考订其余各札年代。

第一札前面说:“天生一无用人,诸凡靠他不得,已自可笑,一身一口,亦靠不得,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乃复谬辱高谊,贲宠侨庵,益笑卖药朽翁之浪得名。”后面则婉言辞谢魏一鳌赠送的肉食和银两。从魏一鳌慕名来访和傅山辞谢馈赠看,这是他们初次见面后的通信。白谦慎先生据札中所言“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认为“三年”系甲申国变后的三年,将其系于1647、1648年之间。《新编傅山年谱》则系于顺治三年(1646)。按旧时算法,当年即算一年,“三年”为顺治元年至三年,即使算满三周年,也不会超过顺治四年,故应以《年谱》为是。

第二札,傅山言其母造访魏一鳌衙门,并介绍其弟傅止与一鳌相识,应作于二人结识初期。“黄母唐突衙斋,在官长可鸣下交,在方外士终觉有违摩羯耳”,“衙斋”二字值得注意。庞虚斋藏028札云:“忻州苦寒,然素多佳酒,此时衙斋有留者,愿为弟存之。”“衙斋”指忻州州衙,是独立衙门。魏一鳌在太原身居下僚,只在布政使司占一席之地,没有自己的衙门。傅山在魏一鳌任经历时谈到他的官衙,只说“拟复造司请前命”(丹第五札),“经历厅事何不可坐步兵校尉”(《寄羛兄·又》),曰“司”、曰“厅事”,与“衙斋”判然有别。若此解成立,则第二札作于魏一鳌知平定州时,并可证二人相识于顺治三年。

第三札说“岑寂经年,长日何事”,当作于次年夏天。第四、五札,白谦慎先生据“老亲拟有平定孙妇之娶,而适丁郊垒,闭之太原县城,戒严不能出”,认为作于戊子冬至己丑初(顺治五年至六年,时值1649)姜瓖兵变时,可从。第六札说“辱问近作,一年来九回枯矣”“溽蒸作暍,宿疾正发”,作于又一个夏天。检《新编傅山年谱》,顺治六年九月之前未曾有诗,此札或作于本年。第七札无明确线索,第八札说“此中原无可羁留,但为刑尊写屏子一事未完,了此即东矣”,“东”即前往平定州。按年谱,顺治七年傅山在平定。下面正好接上与朱四案件有关各札,顺序有小出入,可按事件进程重新编次。

据此,《丹崖墨翰》各札的顺序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十,第九,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第十一,第十四,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始于顺治三年(1646),很可能迄于八年(1651),至晚不会晚过十年(1653)。

在第十八札被误系于顺治十四年时,有一个现象困扰人们,即前十七札均作于顺治十年之前,中间隔着庞虚斋所藏的五年十五通手札,忽然接上一通顺治十四年的手札。手卷是魏一鳌整理的,他为何要这么安排?现在经过考订,知道第十八札也作于顺治十年以前,疑云就自然消散了。

《丹崖墨翰》汇集的是傅山与魏一鳌通信的前期部分,大致自顺治三年至八年;庞虚斋藏册汇集的是后期部分,大致自顺治十年至十四年。这些信札,贯穿了傅山与魏一鳌在山西从相识到分别的全过程,刻画出二人交往的清晰脉络。

(作者为《金融时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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